因为刚建国，国际大环境并不是很好。

国家需要学者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这个时候，周一良就被选中了。

当时，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一良、跟丁则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

当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另起炉灶，接受新任务。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周一良受命主持其，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则良先生的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好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一良的赞赏。

实际上，从周一良日后担任的职位就可以看出来，他那段时间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亚洲、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在关于佛教史，西域史方面，苏亦多少还能够跟周一良请教一番，对于曰本史，基本上就是苏亦在聆听的份了。

所以，大约了讲了快一个小时以后，周一良就判断出来，苏亦在曰本史方面是一个半吊子了。

到最开，离开的时候，周一良突然问，“你日语水平如何？”

苏亦实话实说，“发言不准确，但最近又在学习日语，勉强可以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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