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7-23 18:01:03

184 盐铁会议的前提是基本否定了刘彻的几乎全部内外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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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辩论从盐铁之事开始，立即就蔓延到治国理政的几乎所有方面。粗看给人信马由缰、飘忽不定的感觉，好似老牛赶山、走到哪里算哪里，很容易以为双方辩论技巧都还不算高、说着说着跑了题。细看则不然，贤良文学发言的前提是基本否定了汉武帝刘彻的几乎全部内外政策。正面介绍这些内容会有大量重复，也不是一个小节能够完成的，介绍下《盐铁论》各小节的分题吧，桓宽编辑的分题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第一节的分题为“本议”。朝廷问民间所疾苦。贤良文学直指盐铁官营，明确请求废止。桑弘羊说盐铁官营是为了匈奴战争需要，贤良文学径直就转向匈奴战争是否必要。桑弘羊又说也是为了互通有无、方便民众生活，贤良文学说应该坚持以农为本。桑弘羊说也是为了农业生产，贤良文学说你们是为了牟利，话题又转向农业生产。

于是，第二节分题：力耕。第三节：通有。第四节：错币。第五节：禁耕。第六节：复古。第七节：非鞅。第八节：晁错。第九节：刺权。第十节：刺复。接下来是论儒、忧边、园池、轻重、未通、地广、贫富、毁学、相刺、殊路、讼贤、遵道、论排、孝养、刺议、利议。

到第二十八节，分题为“国疾”，贤良文学估计是忍无可忍了，终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建元是刘彻的第一个年号，从前140年至前135年，共六年，名义上的皇帝是刘彻，掌握皇权的是他奶奶。刘彻自己执掌皇权，是从元光元年、前134年开始的。这就是公开宣称，刘彻在位的五十余年，只有他奶奶那六年还算天下太平，他自己掌权就不行了，大政方针不行，具体执行也不行，混乱到了极点。表面是点名批评杨可、江充、张汤、杜周等人，实质是全面否定了刘彻的内外政策，更是当面指责桑弘羊。

之后从第二十九节开始，继续批评刘彻的内外政策及其理念，分题依次为：散不足、救匮、箴石、除狭、疾贪、后刑、授时、水旱、崇礼、备胡、执务、能言、取下、击之、结和、诛秦、伐功、西域、世务、和亲、繇役、险固、论勇、论功、论邹、论菑、邢德、申韩、周秦、诏圣、大论、杂论。

这显然是全面讨论了刘彻的内外政策。中心很明确，就是外事四夷，这是重赋于民的直接起因。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给朝廷留了点面子，只是习惯性的借古喻今，说：“古之用师，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箪食壶浆，以逆王师。”这等于是批评刘彻开疆拓土了。桑弘羊说问题是匈奴不愿意臣服、还骚扰边民，不打怎么办？他们则认为应该走“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的路子，从根本上否定了让周边少数民族臣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两主”者，认为那些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酋长和贵为天子的中原皇帝都是“主”、是平等的。这个称谓不可忽略，说明咱们中国人并非自古以来就以自我为中心，最少是大多数人没有，有的只是少数专心讨好皇帝的官员。讨论到这一步，一方要一统天下、一方要和平共处，这就只能吵架了。到后世、尤其是宋元更迭之后，干脆就不能讨论了，形成了极为畸形的局面—平时以自我为中心、以天朝上邦自居，对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不能平等相待；一旦人家打进来又往往不能抵御而只能俯首称臣，数百年间，少数民族政权入住中原居然出现了两次。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值得自豪、应该继承发扬的事情吧！

日期：2022-07-31 18:51:06

184 盐铁会议的前提是基本否定了刘彻的几乎全部内外政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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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不仅全面批评了刘彻的内外政策，还分析了其个人原因。他们说：“秦灭六国，虏七王，沛然有余力，自以为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婴系颈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俯首。使六国并存，秦尚为战国，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侯雄，百有余年。及兼天下，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自非圣人，得志而不骄佚者，未之有也。”这是说刘彻的问题在于狂妄自大。

他们对霍光执政以来的变化也还不甚满意。刘彻中后期出现的流民问题，这时尚未彻底解决。朝廷一方正面提出，借以指责贤良文学不能为国分忧，只是逞口舌之快：“古者，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民旷于田畴，什一而籍，不违其职。今赖陛下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而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劳民；民犹背恩弃义而远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仿效田地日芜，租赋不入，抵扞县官。君虽欲足，谁与之足乎？”说昭帝刘弗陵继位以来，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可见百姓都是刁民。

贤良文学则针锋相对，认为：“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传》曰：‘政宽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离。’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灵台》之诗，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若斯，则君何不足之有乎？”说问题还是朝廷取之无道，又已经失信于民，郡县官吏更恃强凌弱、恃富凌贫，百姓不跑又该如何？！

霍光执政以来改弦更张、经济恢复较快，总体看，温饱可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贤良文学在讨论中提及的两种现象可以佐证，一是全社会的饮食习惯已经由一日两餐上升为一日三餐，二是食肉已经从贵族特权下降为平民百姓的日常食品。这两种现象都很重要。后世有概括为昭宣盛世的，如果在民众生活层面比较，这一期间确实是古代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性阶段，但不宜归功于刘弗陵、刘病己，应该实事求是归功于霍光的改弦更张。

如此，贤良文学为何还言辞激烈批评朝廷呢？有两个原因。一则，讨论的主要内容其实是控诉刘彻的内外政策，桑弘羊又是主要的始作俑者，有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意思。再则，霍光执政，政治环境大为宽松，人们敢说话了，如果还是刘彻在位，大家一定会是争先恐后山呼万岁、争先恐后称颂皇帝英明、争先恐后歌颂太平盛世、一点意见也没有。这是中国古代史上颇具特色的社会政治现象，宋元更迭之后的所谓太平盛世基本都可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后世读史、论史者应该注意。对于那些推行宽松之政的执政者来说，大家批评朝廷的前提条件就是因为宽松之政，实行宽松之政就是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可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