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普鲁士实行的"军区"制可以使兵役负担平等。在战时，使邻近军区中抽征的士兵及同一军区抽征的士兵有机会并肩作战，从而利用他们的荣誉感和增加他们的勇气。因为他发觉了具有爱国心的公民均有较强的战斗力，而军区制则可以激发类似的情感。

但是在这个时代激起"爱国心"则是不易的。为防止士兵士气低落和逃亡，他制定了许多条令和严厉的纪律：军队不许在大森林附近宿营；军队的后方和侧面都用轻骑兵来加以监视；除非绝对必要，应避免作夜行军；当外出征粮和洗澡时，应由军官带领。

对于军纪，他父辈就善于此道。腓特烈大帝的纪律是以"父权"为核心的。"不要任何人想，却要所有人去做"，一切都由国王一人决定。军人所能做的是养成"团队精神"，将个性融化在"团队精神"之中。人的天性是惧怕危险，而军官的职责就是督导人涉险。所以，只有让士兵惧怕他们的军官甚于惧怕危险。于是普鲁士军官们依据严厉军法，有生杀、惩诫的权力。

普军须经受严格的训练，以便军队服从纪律。一切队形变换都须有精确性，使其能由行军队形迅速变为战斗队形。训练士兵能在火力之下屹立不动，对命令作出完全的反应。只有这样运用自如的军队，军官才能施展智慧和战争艺术。因此，腓特烈大帝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他的将领们，要加紧训练。于是普鲁士的练兵场也就建得举世闻名了。

普军的阵容是：骑兵在两翼，炮兵手均分布在后方，步兵营列成两条平行的战线，间距为几百米。每一线，至少第一线是由3列纵深的横队组成，在同一口令之下，第一列发排枪齐射，另两列则在后面重装弹药。这种纵队须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旋转，变成战斗队形，骑兵自然地落在两翼。士兵列成整齐的横队，肩并肩肘碰肘。若一个士兵在战斗中东张西望，或试图避战，或脚踏出战线以外，后面的士官就会杀死他。假使敌人溃退，胜利者的战线仍应留在原地不动，不允许追击，那样会乱了阵脚，发生逃亡等。一切抢掠死伤者财物的行为都要受到禁止和惩罚，处以死刑。

腓特烈大帝十分重视骑兵，不善于运用轻步兵。其军队的1／4是骑兵，用于战术突击，而不是用于侦察。

炮兵在18世纪中叶已经被欧洲各国日益有加地使用。然而腓特烈大帝却认为：崇尚炮兵的风气，对于国家的财政是个无底洞。但他又不得不参加这种使用炮兵的竞赛，并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迅速运动着的炮兵"的战斗力。

他首先使用马拉的野战炮，以便在会战中可以迅速地移动炮兵阵地，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不过他始终不承认炮兵是独立的兵种，而认为它只是一种辅助部队，其地位次于步兵和骑兵。直到晚年，他才开始对炮兵的使用有了更多的考虑。在1782年的"训示"中，已接受了法国炮兵理论家的影响，告诫炮兵军官不要仅仅为了满足步兵和骑兵的要求而浪费火力，而应利用球形弹与霰弹的特性，集中火力于敌人的步兵上，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以便自己一方的军队冲锋，突破目标。

关于战术的运用。由于当时交战双方都使用线式战术，作战等于双方面对面的一场已知的大屠杀。因此为避免这种"自杀"，又要击溃敌军，他力主"侧面进攻术"，设计了他的著名的"斜形序列"。即用其一翼以梯队向前攻击，而另一翼则向后卷起。若第一攻击队成功，则整个部队可以席卷敌阵。假如失败，后缩的一队可以调动过来支援或掩护第一批攻击部队后撤。以此减少损失到最小限度。

对于作战方式。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的战争应该是"短促而有生气"的，一位普鲁士将军必须要寻求迅速的解决战争。他认为：一场长期的战争会耗尽普鲁士的资源，使普鲁士部队的优良纪律为之崩溃。其"速决战"的原因概括为：a，国家资源有限；b，军队作战必须依赖事先准备好的、固定的仓库和基地；c，士兵尽管训练优良，可并无内在的自信心，遇有危难便会无法支持。而这些问题对腓特烈大帝来说都是无法克服的：他不能使普鲁士变成富饶的国家，对于有限资源只能节约；他不可能让军队在占领地分散着去自筹粮秣，不然他那靠纪律维持的军队就会涣散瓦解；而若无充足有规律的补给，这支军队同样会失去战斗力的。有鉴于此，他的作战思想也趋向于"阵地战"了，在战略要地之处，建立有永远补给线的坚固要塞。他说：要塞好象一种强有力的钉子，足以使一个统治者的各省区钉牢在一起。他还反对大规模的会战，即双方主力部队的摊牌、决斗。他认为会战的偶然因素太大了，而无法施展战将的智力。战斗应凭借优秀的计划、算计和智慧，以及卓越的指挥能力，而不是大规模的狂热混战。嗜好会战的将领，定是因其缺乏才能，才铤而走险，所以会战无可取之处。况且，这也太浪费了，这样地屠杀损失是普军所承受不起的。所以，腓特烈大帝的战略目标，通常不是要歼灭敌人的战斗主力，而是迫敌放弃阵地。同时，他也认识到：假若要作一次会战，则胜利的一方应该作歼灭性的追击，但是这对于他的部队是很难的。

而阵地战，从整体形态看是"安详、迟缓、平稳"的，这与他早年主张的"速决战"似乎完全不同。不过在具体作战时，他并未放弃"速决"原则。从中腓特烈大帝还发现了一条规律：一支军队若是远离疆土到他地作战，则很少有取胜的希望。1775年他写道："也许是受了人类天性的影响吗？一个人在自卫时要比在欺凌他人时，更感到理直气壮。不过可能物质的原因要比精神上的原因更为重要，因为在距离疆界太遥远的地方去作战，不仅粮食的供应会感到困难，而且，新兵、马匹、被服和弹药的补充也都不会立即做到。"尽管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方法与企图越来越复杂，甚至似乎有些保守，但他还是坚决反对"消极作战"的。他始终强调奇袭的效果，他将普鲁士的一些新战术和武器上的新装备都作为国家机密，尽量保密。

对普鲁士的军事发展战略，腓特烈大帝似乎没有彼得大帝那样的野心。他在使欧洲大吃一惊之后，则以地区性霸主和欧洲列强之一的地位为满足了。他计划中的最后扩张限度包括：波兰、萨克森和瑞典属地波美拉尼亚。他深信欧洲的均势是有价值的。

腓特烈大帝一生都在与军事打交道，他对战争的精辟认识，已经达到那个时代的绝对高度。他悟出一个道理：用纯粹的战争手段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的。在他的《军事教令》中，他曾这样写道："假若不是征服对于胜利者，也和对于失败者是同样的足以具有送命的危险，则凭着象这样的部队(普鲁士的部队），即足以使世界本身屈服。"在他的其它作品中还这样描述战争："这个铜头的巨怪，战争的魔鬼，是只想饮血和毁灭的。"他接着说："我们不应该只是讽刺战争，而应该铲除它，好象医师之于热病一样。"他承认战争是一种"原始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