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制度性的正式特权，比如依清制，轿子是有特权等级的，不可随便坐坐的，据晚清学者福格编撰的《听雨丛谈》记载，“亲王、郡王准乘八人肩舆”；“京官一二品汉大员，均乘肩舆，舁以四人，三品以下不乘肩舆，亦无二人肩舆之制”；“外官武臣均乘马，文臣督抚、使臣，舆夫八人，布政使而下至知县，皆肩舆四人”；“佐贰杂职只准乘马”。也就是说，亲王、郡王与地方督抚才有乘八抬大轿的特权；一二品京官与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只可乘四抬大轿，“佐贰杂职”则是没有资格坐轿的。这好比是时下的领导配车规定，副省级以上可以配备排量3.0升的公车，县级干部只能配备排量1.8升的公车，科级干部则没有配车待遇。

当然标准是不是不打折扣地被执行，则另当别论。假如哪位县老爷的势力足够大，坐坐八抬大轿、3.0升排量豪华轿车，虽然有违法规，但法规也是拿他没办法的。事实上，到了晚清之时，“佐贰杂职”乘二人肩舆已经相当普遍了，不过这又是不合制度法规的，用福格的话来说，“非制也”。这种“非制也”的“乘轿权”，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隐特权。

隐特权尽管没有明明白白写在法律文本之上，却深深扎根于社会势力结构之中；尽管缺乏合法性的认可，却获得既成事实的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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