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殷商后期，上古那种“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唐尧之风终于开始式微，带有原始氏族联盟特征的，松散殷商“联邦”逐渐动荡，以往那种王权与族权“共和”的关系在逐渐被打破。臣服于商的方国平时按兵不动，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岿然不动；一旦王权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像西方文明起源的模式，形成兄弟式的城邦结构。它若要安宁，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父权核心。对于商王来说，惟有不断加强王权，才可走出危机。维权是殷商后期几位王都奋争过的事，但在当时谈何容易。王权一方面受到至高无上的神权压制，一方面被各宗亲氏族、姻亲氏族，还有强大的各邦国氏族所制衡。

《尚书•牧誓》中武王历数帝辛之罪的“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指责他排挤宗亲旧臣，信任重用地位卑微，甚至四方逃亡的罪人。这一罪名究竟是恰如其分还是夸大事实不得而知，反正也没有找到什么记录，倒是我们熟知的殷纣重臣为费仲和蜚廉、恶来父子，他们所出之族都是比较显赫嬴姓部族，根本和卑微不沾边。费仲是颛顼裔孙、秦人祖先大费（伯益）之后，大费次子若木，因不得袭爵位而沦为平民，遂以父名为氏；蜚廉、恶来的族源与费仲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蜚廉是日后赵人和秦人最后一位共同的祖先。商王受的肱股仍然是殷商的近亲嬴姓部族，似乎没四方逃亡的罪人什么事。费仲管理国家财政，蜚廉、恶来负责卫戍征战。随着主君名声的败落，他们也落得青史恶名，《史记》中诟病：“费中善谀好利”——可见费仲在殷商宗族和服国间征收税赋、充盈国库的财政管理上做得很尽心，导致诸侯族领们的不满；“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可见恶来对反对派谋逆的意图十分敏感，又能及时将其剿灭。最后，这个“善毁谗”的军人在牧野大战中壮烈殉国，而他的父亲蜚廉，当时正率军南征东夷，待他回师之时已时过境迁，所效忠的主人和国家都灰飞烟灭，于是他整顿残部，在东南沿海一带“负隅顽抗”，最终寡不敌众，被周人“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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