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登上了《人民日报》。《决议》之后，达州外公的平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一直负气与我母亲断绝来往的祖祖也开始恢复了与母亲的接触，而不久之后，父亲毕业，成为“天之骄子”，从一名被历史踩在脚下的黑五类子女变成了一位站在中学讲台上的历史老师。母亲感觉自己“快熬出头了”，接我回川的事被提上了日程。

紧接着，舅舅出现在了我的记忆中。他来新疆把我接回到陌生的父母身边，顺便给外婆捎去家庭团聚的口信：我外公这个“达县地区卫生系统最大的造反派”即将出狱——“平反的文件上有胡耀邦的亲笔签名”。外婆在听到这个“喜讯”的时候，一定是五味杂陈……

我还记得与爸妈重逢的那一刻，他们给我洗公开澡，街坊邻居蜂拥围观。这一刻，想必几千里之外的新疆外公又重新开始借酒浇愁了。

我第一次见到达州外公就在那之后的一年，他戴着鸭舌帽，面带微笑，勾着身子给了我一把玩具步枪作为见面礼。在通江至诚农场的几年，他为监狱建了一个理疗科室，主要时间都在看病人和教学生，而诺水河畔风景优美，监狱长又是老战友，偶尔还能钓钓鱼，所以出狱后精神相当好。马上开始白手起家在大西街创办针灸与理疗诊所——那时的大西街还有挂着“烧酒”招牌的评书酒馆。我的母亲则在“幸子”的感召下开始端着一个“三洋”袖珍录音机学日语，偶尔还唱“草帽歌”，我呢，穿上喇叭裤，做着“少林和尚”的梦。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新疆外公和外婆也渐渐被我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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