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9-23 13:21:02

两江管辖的是江苏、江西、安徽，湖广管辖的是湖南、湖北，这5省已经加入“互保”了，然后浙江也加入进来了，因为在上海的浙江商人很多，他们一致请求浙江加入。浙江是属于闽浙总督管的，浙江一加入，福建又成了关键，闽浙总督许应骙虽然很想加入，但又不想让人认为他是和刘张抱团的，于是福建方面仿照“互保章程”，最终是与上海领事团单独签了一个协议——名字就叫《福建互保协定》。

湖南、湖北一加入，与它们相邻的四川又成了关键。四川总督奎俊原本是很想加入的，不过由于四川历来是教案大省，开战之后，洋人和传教士害怕被报复，都已经纷纷离开了四川，加入也没有多大意义，最终没有加入。

两广也没有加入。有李鸿章这块金字招牌在，签不签都无所谓的。洋人相信他们会在两广得到很好的保护，而李鸿章也很相信洋人无路如何不会打到他管辖他的两广。既然大家都相互信任，就差点道哥们了，又何必费神去搞那个形式？

合同签完，接下来就是执行。虽然“互保”对洋人是极为有利的，但从执行的过程来看，他们更像是甲方，而总督们更像是乙方。为了确保合同的坚决贯彻落实，总督们做了很多工作的。

首先，当时正在建设一批军事工程（如入上海吴淞口炮台）停工了，东南区清军平时正常的演习、阅操等也全部停止。这是为了不让洋人认为有暗中备战的嫌疑。

其次，但凡来自朝廷但又会影响到互保条约的事情全部顶住不办。慈禧要求的“选将、练兵、筹饷”自然是不会办，“北上勤王之师”自然是不会派。有一天慈禧突然想起各省对各国是有还款任务的（当时因各种条约欠款），于是她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各省停止还款，将该还的钱全部上交朝廷用作军饷，这一招狠，但也让总督们很难办，毕竟要拿出真金白银去。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带头下，大家拖了半个月，由李刘张3位总督联名上奏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如果整个东南区发生教案或者其他攻击外国人的事件，总督们将对主管官员严惩不贷。在著名的浙江衢州教案（教科书上有讲述）中，主管的都司（正四品武官）、巡捕正法，按察使、道台、总兵被发配极边充军永不释回，浙江巡抚刘树棠革职永不叙用，而他就是签订浙江版“互保”的那个人。而在另外一个著名的湖南衡州教案中，衡永郴桂道和衡州知府也是发配的发配，革职的革职。

由于总督们的努力，合同还是顺利执行。当然，说各国是甲方也是有理由的。首先是日本人，我们知道，他们弄出了一个“厦门事件”。在厦门的一间日本佛堂起火，日军就要攻打厦门，破坏“互保”的基本条约，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清国人烧的，很可能是消防措施没搞好或者干脆是日本人自己放的火（清国人可能会烧教堂但不会烧佛堂），日本人不过是在几年前已经拿下台湾基础上，对福建野心侧漏，想趁火打劫，最后在事实和其他国家的压力面前才不得不停止。

然后英国人对他们最看重的长江流域还是不放心，从香港调遣了近3000名印度兵进驻上海，其他国家也纷纷派遣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但他们毕竟没有突破“互保条约”的限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在清国的北方战火横飞时，东南区并没有受多少影响，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搞娱乐的继续搞娱乐，基本稳定。

日期：2013-09-23 17:09:48

对于洋人们来说，“东南互保”本质上只是一项短期合同，拿来救急的合同。战争一结束，它就结束了，各国都拒绝续约。既然东南互保实际上限制了洋人在清国动武的权力，让大清东南区有了“保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限，如果续约，洋人们也太划不来了，于是中止续约。

而对于盛宣怀来说，在他的运作里，“东南互保”只是浓缩版的方案，其实他是想“全国互保”的，而李鸿章大人也要出任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

当慈禧的“宣战诏书”到达上海后，盛宣怀曾向刘张等人提出建议：各省组建“勤王之师”，刘张二人坐镇后方，由袁世凯统率“勤王之师”入京，“清君侧”，“护两宫”，同时李鸿章迅速北上和各国议和，大清全国与洋人“互保”——当然，一旦两宫是李鸿章的军队“保护”下来的，李鸿章离“总统”梦也不远了。

大手笔。大手笔。不愧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商业方案，投入产出比巨大，只不过最后刘张袁都不太愿意冒险当风投，只是暗中约定：如果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遭遇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当总统。于是“东南互保”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版本。

如果慈禧老太太知道这一切，不知她是什么心情啊。如果说满党的载漪集团急于将傅儁扶上皇帝的宝座，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大清王朝的安危。那么在盛宣怀的方案里，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意思，从来都没有多少“力挽狂澜、拯救亿万生灵”，只有野心和利益，满汉两党谁也谈不上比谁高贵。

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南互保”事件。历史上对东南互保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总督们，有说这些总督们是卖国的，也有说他们是保国的，有的说他们是崇洋媚外，也有的说他们是力挽狂澜。 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道理，但我们需要的是站在这个事件的第三方——大清朝廷的角度。

在我看来，东南互保正是汉党集团对满党集团的一次强力反击，一次“非暴力不合作”式的反击，这种反击不是为了要帮助朝廷度过难关，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信大家还记得在梨园屯强拆血案中企图脱离县衙的士绅集团，从本质上来说，汉党集团不过是一个“放大版”的士绅集团，正如满党挟义和团以自重一样，汉党也挟洋人和国内工商势力以自重，东南互保正是这两党党争达到顶峰的产物，也将是满党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东南互保也标志着慈禧以“搞平衡”来对付两党党争，过去万试万灵的方法，在现在已经已经不灵了，这并不是老人家内功的火候下降了，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汉两党已经结成内部更加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要撼动他们的利益，不仅比撼动他们的灵魂还难，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慈禧再也无法以“大清”来维系两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祸起萧墙，内部分裂。

党争必亡——《资治通鉴》。而造成党争的原因并不在于人心和道德。每个利益组织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没有错的，错的是哪怕是针对内部官僚系统，大清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可以兼顾各方利益而又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一方面是处处要求忠臣孝子，出了事情唯你是问，但另一方面又是国不知有官，国不知有民，好像官和民天生就该为朝廷无私奉献，是不需要去考虑他们实际利益的，于是当情况不妙时，朝廷里的党争出现了，便是官不知有国，民不知有国！

这正是3000年来封建体制最大的“伪善”。作为封建王朝的代言人，大清继承了这种“伪善”。在它过去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并没有像邻居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一定要用制度将最大的利益推向民间，一定要用制度在国民中树立“国家”的概念，让民知国、懂国、爱国。于是，大清在庚子年间正承受这种伪善带来的伤害，深深的伤害。

所谓东南互保，这是一次以“大清”为符号的封建专制体制在近代世界严重不适应的彻底体现。

所谓东南互保，是国家名器已失，法度已废，权杖不再，这也是大清迅速从根基上衰败，迅速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对于慈禧来说，她比较郁闷了。老人家本来希望各督抚“联络一气”，是组团北上勤王，来解救天津、北京之困，没想到他们组团是和洋人“互保”，这也倒是“联络一气”了，而这“保护费”自然就是京津两地的孤军奋战，慈禧在皇宫望眼欲穿望不到援军，东南区的督抚们已经不可能向朝廷发出一兵一卒的援兵了。

慈禧还可以在皇宫郁闷，而在前线的聂士成军将苦盼成空！作为淮军旧将，聂士成一定想不通为什么李鸿章连自己的旧部都抛弃了，连曾是自己手下的那帮弟兄也不要了，不过在李鸿章的眼里，甲午战后的淮军早已经是残部，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危难时刻，李鸿章连慈禧这个“帅”都丢了，更何况聂士成和他的士兵这些小小的“卒”乎？

当然，刘坤一和张之洞也不会完全冒险的，和李鸿章大人不同，他们毕竟是在白纸黑字上签了字的，如果将慈禧的旨意彻底违抗到底，将来也会落人把柄，于是刘坤一和张之洞最终鼓动了另外一个人带兵北上，这就是清日战争中李鸿章的死对头——李秉衡。

关于李秉衡的故事我们留到以后再说了。因为现在，除了东南区总督们，我们似乎还忘记了一个人，一个不在东南区但手握重兵的人——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