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词中之狂。

——王国维《人间词话》

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俞文豹《吹剑录》

苏轼的崇拜大军从其在世之时就庞大无比，时至今日，并不见得少些许。30年代，当林语堂尚在海外飘零之时，身边却时时携带笨重的苏轼文集，后来写下文词优美、脍炙人口的《苏东坡传》。当他在《苏东坡传》中提到为其作传的理由时，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苏东坡传·原序》，林语堂著，张振王译）这正切中林语堂自己的赞叹：“苏东坡自有其迷人魔力。”

苏东坡（公元1037年—1101年），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苏东坡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是仁宗嘉佑二年的进士，曾任福昌县主簿等官。他在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因写诗被指“谤讪”朝政，被捕入狱。到了哲宗时，命运稍稍回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而后却受谗谄被贬惠州等地。徽宗即位后，遇赦，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可见苏轼官运坎坷，人生一波三折。若论及苏东坡坎坷多变的政治生涯，不可避免地需将王安石这个“囚首丧面”的改革者扯进话题来，毕竟其升迁降谪与王安石及其善变的党人不无关系。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痛心疾首的贬斥与嘲讽让人抿嘴而笑，倒真有了某些东坡风范。王安石变法之功过是非，自难轻易藏丕，而文人之间的恩怨是非却往往引来我们这些后来人武断的好恶喜厌。然而庆幸的是，处境的艰辛并不曾改变苏轼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难得的是苏东坡还属于全才之人，诗、文、书、画俱佳，均为当时之绝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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