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南非政府确信，非洲人的抗议斗争已因非国大和伐非大会的被取缔和紧急状态下的大搜捕而被镇压下去。但是在叛国罪审判案对被告的限制结束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狱中的其他领导人已在一起拟定了新的计划。根据卢图利的批准以及根据该案件被告将被宣判无罪的推测，曼德拉被推选出来在危难之际承担领导责任。

他十分清楚其中的含义：其他组织者为了免遭警察迫害，身份一直保密。只有他在党转入地下后，必要时还得公开露面组织群众活动。他必须牺牲家庭生活(本来就没多少)，还要放弃律师职业。正如他1962年对法庭所说的那样：他不得不过一种长期被警察跟踪的生活，不能与亲人团聚，随时可能被拘留逮捕。他说这比坐牢还要难受。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绝不会选择这种生活。“但是，这样的时刻有时会到来，就象我的生活已遇到的那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他只能过着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给他。”他强调说，没有妻子的激励、支持和鼓舞，他根本不能象现在这样行动。

当他对温妮说完那些令人悲痛的话——“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便驱车前往彼得马里茨堡。大部分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代表着政治、宗教、体育和文化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一堂，在1961年3月25日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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