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大幅度减工资行为负面影响太大，据说党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惊动了高层。所以在一年后的1956年，银行职工人人加了一级工资，父亲的月收入从65元变为74元，定行政20级；具体负责减工资运动的上海市银行领导（行长兼党组书记）被免职，降为一个肉类加工厂厂长。然而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至于有些老银行希望“有错必纠”，把工资从2位数还原为3位数（哪怕是部分还原，有100多元也行）无异白日做梦。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老银行提到减工资的错误应该纠正而被打成了右派，连2位数也拿不到了。

到1956年，银行的职工人数总算稳定下来，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设，不一定是银行；2．本市教育系统（算好的去向）；3．本市财贸系统，少数有去工厂的。我所知道的有这么几位：邻居汪先生因为毕业于浙大生物系，因此从银行调到闸北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生物；曾经在我家楼下住过的沈先生，解放前当过银行会计主任（相当于现今的总会计师），此时派往小菜场任会计，不久加上了菜场经理头衔，所以经常在菜场的摊位上卖菜；父亲的老同事刘先生去了余庆坊弄堂边“四多”点心店当财务，有时也收银，他把帽舌压得很低，还戴口罩，见了熟人绝不打招呼。父亲说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当过会计主任不用说了，汪先生是农村信贷的专家，刘先生更是国际金融业务的行家。现在银行把大量人才都丢失了，银行还能做什么？不过是一个印钞票、放钞票的机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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