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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