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工业化的过程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应由非农业部门提供。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在支持工业体系独立和完善的同时，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无力被后者有效利用，以至于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造成贫困，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过度贫困。这样便大大弱化了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能力。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广大农村陷入了“资金缺乏→过度贫困→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二元现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落后的农业并存；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存；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并存；少量优秀科学家、学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并存。

与上述相应的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制。1949～1978年的近30年里，由于贯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政策，加上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路线，造成了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日益畸形，众多中小城镇则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轻视非生产性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长期以来欠账很多。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性转移的严重瓶颈。不仅如此，中国城乡之间人为造成的壁垒，严重阻碍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上政府实施口粮配给制和户籍管理制，农业过剩劳动力完全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自由，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摒弃于工业化过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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