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与我交往甚密的这些年里，所有提交给我这位朋友解决的案件中，只有两件是经由我介绍的——一件是韩舍利的拇指案，一件是魏布顿上校的发疯案。虽然后者能给敏锐而独到的旁观者一个较佳的思维范畴，但另一件案子，它开始得如此奇特，细节又如此的戏剧化，因此似乎更值得记载，虽然它并没让我的朋友尽情施展他那无往不利的侦探推理方法。这故事，我相信，已经不止一次在报上登载过，但是，就像所有此类的报道一样，当整个故事变成了半栏文字刊登，它的效果就远不如事情在你眼前慢慢展开那样，每一个新发现都能提供一个新线索，其中的暧昧不明之处逐步澄清，最终才让整个事实呈现出来。这事情发生时，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致相隔两年时间我仍记得一清二楚。

我现在要叙述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九年夏天，我婚后不久。那时我又回到民间的医务工作，终于把福尔摩斯一个人丢在他贝克街的寓所里，但是我常去看他，偶尔甚至说服他放弃狂放不羁的脾气而来我们家做客。我的医务日增，而且正好住处离帕丁顿车站不远，因此我有一些病人是站里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我医好了他缠身已久的痛苦痼疾，他毫不厌烦地宣传我的医术，并且努力把每个他能影响的病人都介绍到我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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