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丢失，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让我军与敌人大打是不适宜的，东北局对下一步的战略必须认真考虑。而东北局考虑得更多的，还是苏联红军的态度。

彭真、陈云等东北局的负责同志初到沈阳时，立即前往驻沈阳苏军的指挥部拜会。当时苏方的态度还比较友好，所以我军就在沈阳前张作霖的“大帅府”建立了东北局的办事机构，开展工作。最先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也在沈阳住了下来，帮助这时只有领导干部却无工作人员的东北局做些工作。

可是不到半个月，苏方见我们在东北迅速发展力量、扩充军队，这与他们原来早已确定的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是冲突的，于是态度就有了变化，要我军撤出沈阳。我们做了让步，让李运昌部在10月6日撤出了沈阳，东北局机关才留了下来。三天之后，即10月9日，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接收先遣人员到达沈阳。10月12日，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等人也到了沈阳。当时，苏方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计划做了软抵制，应当说还是帮了我们忙的。

可是，当我们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一线开战以后，苏方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变。11月10日，苏方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1月20日撤军，决定在撤出前五天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大城市空降，由国民党政府对各大城市进行接收。我方与苏方进行了耐心交涉，不仅交涉无效，苏方还强行解散我们正在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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