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抬头凝视18号楼公寓——这是一栋由灰色混凝土板砌成的低层建筑。现在是傍晚，但天色已暗。整个一天都用来处理一项毫无趣味又无足轻重的任务。根据民兵事故报告，在铁路上发现一名死亡的男童，只有四岁零十个月大。该男童一直在轨道上玩耍，就在三天前，被一辆客车从身体上轧过。这趟21点前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司机在停靠第一站的时候就发送信息，说列车在离开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后不久就看到轨道上有人或东西。列车到底有没有撞到该男童，现在尚不能确定。也许司机不愿承认自己撞到这个小孩，但实在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不是谴责谁的问题。事情本该就此了结。

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部成员里奥·斯特帕诺维奇·德米多夫是不会卷入到此类事故当中的。他能做什么呢？对家人和亲戚来说，丧子固然令人心痛，但坦白地说，从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没什么意义。除非他们出言不慎，否则粗心的孩子不会成为国家安全部关心的对象。然而，这个特殊的情况已经变得出乎意外地复杂。孩子的父母亲有些悲痛过头，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儿子（里奥看过报告，记得孩子名叫阿尔卡迪）要对死亡自行负责这个事实。他们逢人就说自己的孩子是被谋杀的，但至于被谁谋杀——他们也不得而知；谋杀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同样不得而知；这样一个事故怎么会发生——他们还是不得而知。然而，就算他们没有合理可信的论据，但他们掌握情感力量。他们也正是靠这种情感上的东西说服那些容易轻信的人：邻居、朋友以及陌生人，所有听他们讲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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