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谋杀》（当我无助地躺在纽约医院里时，《投影描绘器》英译本被改了书名）和《红礼帽》都卖得不好。我那部优美奇特、雄心勃勃的《见到真相》刚令人振奋地登上西海岸某报畅销书榜榜尾，便倏忽消失了。在此情形下，我无法拒绝一九四○年奎恩大学因我在欧洲的声誉而提供的教职。我将在那里获得永久教职，并在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五年晋升为正教授：确切日期没能在旧日记中找到。

尽管我开了两门每周一次的欧洲名著讲座，周四还有乔伊斯《尤利西斯》研讨班，报酬优渥（开始每年五千美元，到五十年代为一万五千美元），又为世界上最慷慨的杂志《美人和蝴蝶》写了几篇短篇故事，稿费丰厚，但我并没有感到很舒适，之后《海滨王国》一书（一九六二年）弥补了我在俄国损失的小部分财产（一九一七年）并驱走了所有经济上的忧虑，直到烦恼之秋最终结束。我通常不保存负面批评和嫉妒辱骂的剪报；但我确实珍视下面的说法：“这是史上仅知的例证：一个欧洲贫儿俨然变成他自己的美国大叔（amerikanskiy dyadyushka，oncle d'Amérique），”我那忠实的德米安·巴锡列夫斯基如是说；他是流亡者湿地中难得一见的大蜥蜴之一，一九三九年步我后尘来到殷勤好客、值得钦佩的美国，并以产卵之速创建了一本俄语季刊，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仍在担任主编，在英雄迟暮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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