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老板娘”有这段别扭，康布尔梅夫妇与老常客们却相处得挺不错，当他们与我们同一条路线时，乐意上我们的车厢来。火车快到杜维尔站了，阿尔贝蒂娜最后一次抽出她的小镜子，几次觉得有必要换一双手套，或者把帽子脱下来一会儿，用我送给她的、平日插在头发里的那把玳瑁梳子，理理鸡冠头，提一提发顶，并且，如有必要的话，在波浪般垂至后脖根的鬈发下，重新盘起她的发髻。一登上来接我们的马车，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车路没有路灯；车轮最响的时候，就知道是正穿越一个村庄，以为到了，实际上还在茫茫田野上，可以听到远处的钟声，忘了自己身上穿着常礼服，大家昏昏沉沉，已到昏暗边缘的尽头，由于长途旅行，火车一路节外生枝，似乎把我们带到深夜里去，几乎到回巴黎的半道上，突然，车子在一段细沙地上打滑了一下，这才发现我们进入了花园，眼前突然出现了沙龙和餐厅闪耀的灯光，一下子将我们带回到社交生活中来，听到时钟打了八下，我们不禁猛地怔住，退了一步，我们原以为八点早就过去了，与此同时，一道道服务接踵而至，美酒斟了一巡又一巡，围绕着穿燕尾服的男宾和穿半裸晚礼服的女宾转来转去，堪称光彩夺目的晚宴，不亚于城里真正的晚宴，只是披上了双重深色的特殊的围巾，并因此改变了晚宴的特征，这围巾是夜间时刻编织而成的，来时的乡间夜色和归时的海滨夜色交织而成，以上流社会最原始的隆重扭转了夜间的时刻。回去时，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明亮的沙龙，不得不与闪光的辉煌告别，但这种辉煌很快就被忘掉了，上了车，我设法同阿尔贝蒂娜坐在一起，不让我的女友离开我同别人在一起，这里面往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一辆黑咕隆咚的车子里，下坡时又颠簸不止，我们俩可顺势做不少动作，即使一道闪光突然射了进来，照着我们紧紧搂抱在一起，那也情有可原。当德·康布尔梅先生还没有与维尔迪兰夫人闹别扭的时候，他问我说：“您不感到，下这么大的雾，您会气喘吗？我的姐妹今天早上可气喘得厉害。啊！您也一样，”他满足地说，“今晚我要告诉她。我知道，一回家，她就会马上打听您是否已经很长时间不气喘了。”况且，他之所以同我谈我的呼吸困难，仅仅是为了谈他姐妹的呼吸困难，他让我描绘一通哮喘的基本特征，只是为了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但是，尽管两者气闷有不同的特征，但由于他认为他姐妹的气闷应当具有权威性，因而他不能相信，对她的气喘病有作用的东西，对我的气喘病就没有反应，他甚至生气了，怪我没有试一试，因为有一件事比遵守饮食禁忌还难，那就是不把自己的禁忌强加于他人。“再说，怎么说呢，我说的可是外行话，您这里面对的是老权威，老鼻祖。戈达尔教授认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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