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1976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邓对中共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解释似乎完全与四十年代之后的解释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强调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的重要性，还有经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毛的观点中，把动员群众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而邓认为，中国的未来更应该依靠专家，他经常批判由政治动员所产生的那种“左倾冒进行为”。邓的看法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现代化，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动员她的人民和开发物质资源。有趣的是，邓的观点认为青年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1992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比一点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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