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6月15日的三道上谕，一方面去掉了变法的中枢人物，使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系发生困难，一方面又通过抓牢人事权和控制京津间的军队，扼住了变法运动的咽喉。应该说，只要西太后加入了顽固派的阵营，维新变法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这是一场实力过分悬殊的角逐，握有实权的大臣们很少有可能像陈宝箴一样，宁以国家为重，不顾自家前程站在毫无实权的光绪一边的。

但是，当时的现实是，维新派不愿意走太后路线，而且又不恰当地刺激了西太后敏感的神经，从而迅速地造成了帝后的分化对立，所以，维新变法只能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变法的努力也只能把死马当活马医，勉力而为了。

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强为的奋争中，光绪和维新派都作出了杰出的表现，其可歌可泣，不亚于近代史上任何一场重大事件中的志士仁人。维新派和支持他们的士大夫，造成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气势，而这种气势是那些没落但人数众多的顽固派无论如何也没有的。

当翁同稣起程离开北京时，“送者数百人，车马阗咽，有痛哭流涕者”。一位湖南士子含泪对翁同稣说：“吾为天下，非为公也。”这样悲壮而热烈的送别场面，等于告诉顽固派，维新的人们并没有被吓倒。

参加维新的人们中，坚信变法必能成功的乐天派并不多。很多人其实就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给密友的信中说：“伯兄（指康有为。笔者注）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在他看来，变法能达到废八股开民智的目的，就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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