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认识了收养流浪动物的张吕萍，蒋子丹就不得安宁了。她开始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动物命运，做了大量调查，读了许多文献，决定要写一本书。那些日子里，她曾在电话里对我谈她的见闻、感受和思考，从她的兴奋的滔滔不绝中，我更多地听到了痛苦和困惑。前不久，她的书分成两册出版了，《动物档案》讲被遗弃的宠物的故事，《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

我着重读了后一册。我自己对动物保护问题未尝细想，只觉得其中有太多的疑难和悖论，很想知道蒋子丹最终是怎样解决的。我发现，其实她也没有解决，直到书出版，她的痛苦和困惑依旧。她坦陈自己思考时瞻前顾后、顾此失彼的困境，迷茫、沉重乃至绝望的心情，因而不敢轻言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只是把所思所想所困所扰说了出来。这就对了，她是认真而诚实的，她的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此。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动物？保护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根据。大致说来，根据越宏大、高级、形而上，保护的范围就越广阔，规则就越严格，反之亦然。但是，不论持何种立场，在理论上或实际操作上似乎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最高级别的根据无疑是宗教，尤其是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对一切生命怀悲悯之心。其极端者如弘一法师，在遗嘱中仔细叮嘱，如何用四只小碗盛满水隔离尸体，以防蚂蚁爬上来在火化时被烧死。在基督教中，也有史怀泽提倡敬畏一切生命。对生命的悲悯或敬畏是伟大的宗教感情，可以提升人的灵魂境界。然而，具体到不杀生，若推至绝对化，在操作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理论上也是大成问题的。人类为了维持生存，一方面对危害自身的动物例如蚊子、跳蚤必须予以灭杀，另一方面又需要从某些动物身上获取营养。即使以素食为基本主张的佛教，在藏地也不得不有所变通，允许吃牛羊肉，否则无法抵御严寒的气候。所以，最低限度的实践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用大自然的眼光看，这何尝不是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的天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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