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理性、真理仍然在雅各宾的天空闪耀着光辉，这些固定的星辰至少可以作为标志。十九世纪德国人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在继续法国大革命的事业，同时消除它失败的原因。黑格尔认为，他已看出雅各宾派抽象化的原则已经蕴含着那时的恐怖行为。他提出，绝对而抽象的自由会导致恐怖政治。抽象法律的统治与压迫的统治是一致的，黑格尔注意到，从奥古斯都到亚历山大·塞维尔（235年）这段时期是法国科学最发达的时期，然而同时也是最无情的暴君统治的时期。要超越这种矛盾，必须建立一个具体的社会，由非表面化的原则赋予生气，自由与必要性相调和。德国的思想终于以一种非人为的但更含糊的概念，即具体的普遍概念代替了圣茹斯特与卢梭的普遍而抽象的理性。理性直到此时才翱翔在与它有关的现象的上方，此后便融入历史事件的长河，阐明这些事件，而这些事件赋予它躯体。

可以肯定地说，黑格尔使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然而，他同时又给予理性以无理性的颤动，将过度引入理性，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德国思想一下子将不可抗拒的运动引入它的时代固定的思想中。真理、理性与正义突然体现在世界的变化中。德国的意识将它们推入永恒的加速运动中，把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运动融合起来，把这种存在的完善定于历史变化的终结，如果有终结的话。这些价值不再是标志，而变为目的。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即生活与历史，没有一个先存的价值可以指引它们。相反，黑格尔相当大一部分的论述就是要证明，道德意识服从于正义与真理，仿佛这些价值存在于世界之外，而这种道德意识恰恰会危害这些价值的实现。行动规则于是成为行动本身，在黑暗中进行，期待着光明最后的照亮。理性被这种浪漫主义所兼并，仅仅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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