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烛光下看上去她只有三十多岁，柔和的烛光照在一个穿着宽松睡衣、准备就寝的女人身上。等到白天看见她时，他明白她已超出三十五岁。后来她对他说她四十多岁了。“从她说话的口吻来看，这意味着要么是四十一岁，要么是四十九岁，”他想。但是她对他讲的就这些，第一天晚上，没有讲什么，继后的许多个晚上也一样。

说到底，她告诉他的事挺少。他们之间很少交谈，即使在他成了她孤寂床头的情人之后，谈话仍属偶然。有时他几乎相信彼此间根本没交谈过，对她简直一无所知。她仿佛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白天偶尔看见的人，即使交谈也言不由衷，勉强敷衍，不知所云；另一个是晚上同他睡觉的人，他甚至连看也看不见，彼此之间无话可说。

即使一年之后（这时他在刨木厂干活了），他能在白天见到她的日子只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或者在他回来用餐的时候，她把替他准备好的食品留在厨房桌上。偶尔她也到厨房来，但他用餐的时候她从不呆在那儿；有时候她在屋后的游廊见他，那是他在楼房下边不远的小木屋居住的最初四五个月内，他们会在游廊里站立一会儿，几乎像陌生人那样谈上几句话。他们总是站着：她照例穿着那件整洁宽大的印花便服，这种家用衣服她多得不可胜数；有时她戴一顶遮阳布帽，像个乡村妇女；而这时他已穿上每周浆洗一次的干净的白衬衣和哔叽裤。他们从不坐下来交谈。他没见过她坐着的时候，除了有一次他从楼下窗口看见她坐在室内的书桌旁边写字。他丝毫不带好奇心地注意到她在收发大量信件，每天午饭前的一段时间，她总要坐在楼下那些不常用的陈设简陋的房间之中的一间，在一张破旧不堪、表面凹凸不平的桌边不停地书写。这样过了整整一年之后，他还不知道这些信件都是公务函件和私人文书，来自各地，盖着五十个不同的邮戳，而她发出的是给经理、董事或财产受托人的复函，有关金融或宗教事务的忠告，向南方十多所黑人大、中学校的年轻女学生，甚至这些学校的校友，奉献出她个人的切实可行的劝诫。隔一些时候她会离开家，每次三四天，尽管这时任何晚上他都可以随意地去见她，但过了一年之后，他才知道她不在家的日子是亲自访问那些学校、同师生们谈话去了。她的公共事务由孟菲斯的一位黑人律师处理，这位律师监管那些学校之中的一所学校，在他的保险柜里，连同她的遗嘱一起，放着关于她死后遗体处理的指示（她的亲笔字迹）。他知道这件事以后方明白城里人对她的看法，虽然他知道城里人不如他了解的多。他暗自说：“到那时，我就与这儿不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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