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够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鼓手说。克利玛终于醒悟过来。他看到身边是他那些乐手的一张张神情关注的脸，就对他们解释刚发生的事情。众人放下手中的乐器，打算帮他出出主意。

第一种建议是激进的：十八岁的吉他手宣称，对一个像刚刚给他们的指挥兼小号手来电话的人那样的女人，应该狠狠地推开了事。“告诉她，随她怎么办好了。娃娃不是你的，那事儿跟你一点都不搭界。她若是还要坚持的话，就做一次血液鉴定好了，鉴定会告诉她谁是孩子的父亲。”

克利玛提醒他，血液鉴定一般是证明不了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指控会占上风。

吉他手回答说，连血液鉴定都不用做。遭到这样粗暴打发的年轻女子往往会很识相，不会再无谓地死缠滥打，等她明白到，她所指控的男人不是一个懦夫时，她就会自己去把孩子处理掉。“到时候她要是还不肯弄掉孩子，我们全体，乐队的全部乐手，就到法庭上作证，那时候我们全跟她睡过觉。让他们来找我们中谁是父亲好了！”

但是，克利玛说：“我相信你会为我这样做的。但是，还没等到这一天，我恐怕早就因猜疑和恐惧而变疯了。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是太阳底下所有男人中最懦弱的，我首先需要的是确信。”

所有人都同意。吉他手的方法在原则上说是好的，但并非对所有人都适合，尤其不适合一个没有坚强神经的人。另外，对一个有名有钱的人，也不要作这样的建议，这样的男人，值得一个女人冒险一次。他们最终达成一个一致的观点，不要固执地把那个女郎一推了之，而应该使用劝说的方法，使她同意去堕胎。但选择什么样的理由呢？人们可以有三种基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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