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进入云南，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经营云南是为了有个稳定的后方进行休整，积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入滇两年，由于政策措施正确得当，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大西军对云南的统治日益稳定，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吏治腐败和内部互相倾轧，导致抗清阵营的分崩离析，疆土越来越缩小。大顺军余部从1645年隆武朝廷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联合抗清，以李过（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统率的“忠贞营”成了抗清的主力。尽管南明统治集团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然而从朝廷以至督、抚重臣何腾蛟、瞿式耜、章旷等人却出于阶级偏见处处排斥、刁难这支忠心耿耿奋力抗清的农民武装，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他们视为嫡系的各种杂牌官军却只知祸国殃民，一旦形势危急就叛变投敌，甘心充当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马前卒。在这种情况下，抗清形势的不断恶化自然不可避免。

孙可望等原大西军领导人正是从全国大局着眼，决定领兵出滇，开赴抗清前线。出兵以前，孙可望同杨畏知、沐天波商议时说道：“年来以云南一隅之地，兵精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他认识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以朱明王朝为旗帜可以获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于抗清事业。另一方面，孙可望决定请求永历朝廷加封，也有借此挟制李定国、刘文秀的意图。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许多史籍都记载，1648年孙可望借演武场升旗事件，把李定国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板子，以确立和提高自己在全军中的领导地位。冯苏记：“可望饶机智，既据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党犹侪视之，李定国尤倔强，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与刘文秀等议，缚定国于演武场，声其罪，杖之百；既复相与抱持而哭，命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定国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无能与抗也。”这说明孙可望的领袖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他为了名正言顺地节制定国和文秀，想通过永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于二人。深悉其内幕的杨畏知说过：“请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刘文秀、李定国上，足以驾驭两雄，使受其节制耳。李定国为人直朴无伪，初遣使请封时，定国不悦曰：‘我自为王，安所用请？’可望再三谕以封爵出自朝廷者为真，今皆假号也。定国曰：‘若是，则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贼矣，勿反复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孙可望于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随身带了孙可望的一封书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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