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黛博拉焦虑地打手机到寿司餐厅找我，我们的生活便从此出轨，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最糟糕的时候，医生宣判无救，她瘦弱的身子缩在我们的床上像个胎儿，她呕吐，在剧痛中抗争着。然而火烧得越烈，对我而言她越美。她总是试着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她能走动的时候，就去拜访并为生病的朋友祈祷，尤其是在那些地窖般的化疗中心认识的朋友。

假使她知道自己快死了，也没打算告诉我。我们反而聊生活、我们对孩子的梦想、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城市。她翻阅杂志，剪下结婚蛋糕和花朵布置的照片，想象芮根和卡森的婚礼。他们俩都还没订婚，但我们还是梦想着，在喝咖啡的时候聊；关灯以后低声讨论他们可能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想象我们的孙子，圣诞节时小婴儿在洛矶顶啪嗒啪嗒的甜蜜脚步声。我们谈到生活中每一件重要的事，但我们不谈死亡，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对敌人让出地盘。

第二次手术带来新希望。四个月之内，医生第二次宣称黛博拉身上“零癌细胞”。一个月后，我们坐飞机去纽约市，履行她的承诺——陪卡森过母亲节。

黛博拉忍着手术开膛破肚的疼痛，但我们仍计划去做在没有疼痛之下会做的事。礼拜五，我们和卡森以及我的合伙人迈克尔·阿特曼一起吃午餐，地点在一家叫“蓝色美人”的意大利餐厅。我们点了特餐龙虾辣酱，边喝东西边聊天。然而菜送上来的时候，黛博拉忽然抽搐，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说：“带我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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