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第几位死者？”

“死者名叫万秀春，年龄62岁。第二位死者。”

“那其他人呢？”

“目前还不知道。”

“那你们有联系她的亲人吗？”

“有的，他们的子女正在赶过来。”

“既然查到一位死者的身份，那其他几位死者的身份也好办了。”许芷若说道。

“知道了，你可以离开了。”王晓等那位公丨安丨民警说完后，便又问许芷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办法倒是有。”

“什么办法？”

“待会你把万秀春的子女带到接待室去，我有点事要去问他。”

“明白了。”

下午5时许，万秀春的儿女都来到了刑侦大队，从他们的脸能看出他们来这之前都已经哭过的样子。

“你们怎么了？”许芷若问。

“我们刚刚去了太平间看了母亲的尸体，真的是太惨了，惨不忍睹。这个凶手简直是残忍。”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抓住凶手。”

“你们能先说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过来认领尸体呢？”

“我们几年前的冬天已经报案了，但是你们一直没有找到我母亲的尸体。”

“那你们母亲万秀春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两年前的冬天。”

“你们母亲万秀春失踪那天那是什么时候天气？”

“那天我们记得很清楚，下着很大的雪，这天让我们永生难忘。”

“那你们父亲人呢？”

“我父亲和母亲很早之前已经离婚了，大概是在我们两三岁的时候。”

“你觉得你母亲万秀春和谁有仇吗？”

“没有。我母亲从来没有和谁有过恩怨，连一点小吵小闹都没有，更别说和谁有仇呢。”

“那你们觉得会不会和你们的父亲有关系呢？”

“不可能的。虽然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离婚了，但我还是很清楚，父亲他是不可能会杀人的。”

“好的，我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领走我们母亲的尸体？我们想让她尽早入土为安。”

“我懂你们的心但是还请你们在稍微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母亲是在哪里失踪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了。”

“好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可以回家等我们的消息，有什么需要问的，我们还会找你。”

“只要是关于我母亲的，你们都可以来问我，我会配合你们警方，早日抓住杀害我母亲的凶手。”

等万秀春的子女走后，王晓把许芷若拉到一旁问道：“我感觉你怎么问的和我差不多？”

“是差不多，但是我能够获取的信息你多，这是为什么我知道的线索你多。”

“你获取到了什么消息？”

许芷若没有回答王晓的这个问题，她反而说：“我倒是还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根据死者的死亡时间往前推断死者失踪时间，我们再用报案的失踪时间去排除一些人，或许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线索。”

“是的。”

刑侦队疑案组和其他侦查人员根据许芷若提供的办法立即开展工作寻找其他几名死者的身份信息。

晚七时许，疑案组和侦查人员把工作查询的情况汇报给刑侦队大队长王晓。

王晓说：“你们还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找到了其他几位死者的信息，但是最后一位死者的信息还没有找到。”

“那前面几位死者的名字分别叫什么？”

“柳保洁、万秀春、何小妹、于兰花……”

“我有一个问题。”

“嗯，你问。”

“为什么都是女的，这是其一；其二，看她们的名字好像都是农村里的；其三，这些死者的年龄都是在60-65岁之间，最大的不会超过65。最后一名死者也是如此。”

“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吗？”

“我也说不好，但是心里有一个感觉。”

“什么感觉？”

“这些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共同点不仅如此，还有其它的共同点，那个才是凶手犯罪的目标。”

“下一组你们的任务不仅要对最后一名死者的身份查证，还要调查这几名死者的共同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应付这个案子。”

“明白！”

吩咐完后，王晓又把许芷若拉到一边，王晓说：“我们接着来谈我们的事情。”

“你从刚才万秀春子女的对话看出什么来了？”

“我只是更加确认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杀人案，而是一场连环杀人案。而且凶手的目标都是有选择性，而不是随机性。”

“那有选择性和随机性有什么区别呢？”

“随机性说明凶手选择下手的目标是随机的，没有根据性，好像随便从大街抓一个过来。如果是有选择性，那么我们警方也较容易找出死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因为凶手是带有目的性地选择作案目标。随机性我们警方毫无根据，那真是一点线索目标都没有。”

“随机杀人，但通常有象征性的不满对象，或者是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或责怪的特定人。”

“这是暴力犯罪。但是暴力犯罪有几点心理因素：一是自我控制。任何一个暴力罪犯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这是经由学习而逐渐发展并修改认知架构和概念的能力。不过显然，暴力罪犯不会把这种调节用于压抑自己的罪行。二是情绪的激发。许多研究发现，暴力的惯犯，包括少年与成人，有大量的非理性信念、具有敌意的归因偏误，以及常常有无法控制的怒气。三是个人行为。最可能发生暴力的情形是，参与者处在情绪高度激发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愤怒时。情绪的高度激发似乎会降低个人对于内在行为标准和自我意识的注意。而且，情绪的高度激发似乎也会令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较少的责任感。犯罪者经常会说：不知道什么控制了我或是我无法克制它。总之，情绪的高度激发会使人们有“不经大脑”的行为，也更容易受到外在刺激和事件的影响。事件之后的模仿犯、模仿效应，是从而受到启发而跟随之犯案。”

6.

2020年1月4日晚10：00天气：雪

健康的人不会折磨他人，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转而成为折磨他人者。这里话是荣格所说，也是许芷若最喜欢的一句话。

“那些凶手杀了人不会有愧疚吗？”

“不会的。人们会尝试用一些方法弱化自己的罪责。我们总会听到犯罪者犯案之后，有些心理学家会跑去采访犯罪者的邻居或同学，他们一般会表示看不出来犯罪者是这样的罪犯。其实，通常人可以运用复杂的认知系统，使行为能除罪化、将罪责减到最低、合理化其行径，以及最初错误的行为判读。我们有巨大的能力改变内在信仰道德和规范。”

“弱化罪责一：我是为国杀人或者我是为了正义杀人。例如一个品行端正的年轻男孩，相信杀戮是错的，但为了保护他的国家，他会在战场杀人。弱化罪责二：还有人我干的更坏。说服自己所做的事情跟别人是小儿科，不是那么的坏的。战场，说服自己确信敌人的暴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坏得多。弱化罪责三：语言的诡辩。利用语言让人轻易地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使用婉转的说法使应受指责的行为性化。例如爆炸任务被称作是服务的标的，丨炸丨弹被称为垂直散开的清除人员设计来代替暗杀和杀人等强烈字眼。弱化罪责四：分散责任。简单地说是将责任分散到群体当，常用的说辞包括了我只是遵照命令行事、我只是跟着群众和这是由执行委员会所决定的做法等等。弱化罪责五：暴行后果与我的行为无关。说服自己结果不是重要的。替代性地，他们将自己与暴力行为的悲惨后果分开。例如说，一个轰炸操作人员，或是一个奉命按下将会对市民释放出有毒化学物质按钮的人，他不只是遵守命令，也是自己不去思考悲剧即将发生。弱化罪责六：将受害人去人格化。他是社会渣滓，或称敌人是鬼或某人是恶毒的动物。去人性化亦即去除了对方的人性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