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大公报》见杨庆春《夏日断想》一文，说一位内地中学语文老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收鲁迅文章太多了。杨氏说：“时代在变化，教材内容要更新。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意义。但我认为，无论对於教师备课还是学生接受而言，鲁迅都过於沉重。”所谓“过於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斗争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恐怕失之悖逆。当然，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四九年后中共对鲁迅作品的全力推广，不啻给鲁迅的一字一句进行了全盘政治洗礼。那是很沉重的使命。

周作人给鲁迅手抄的《游仙窟》写过一段“跋”，说到“矛尘将往长沙，持豫才所写《游仙窟》全本来，命题数语。关於此书，旧有读《游仙窟》一文，在《看云集》中，今不复赘。豫才勤於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於宝康瓠之讥哉！”这篇跋文写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抗日战争初发期间，周作人因说大家都在服从文艺政策，而矛尘居然珍爱这样一本闲书，难免遭讥。“康瓠”是破裂了的空瓦壶，语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斡弃周鼎兮而宝康瓠”。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瓠”，实在好玩。周作人说鲁迅抄书很勤，寻常人比不得他刻苦，这是鲁迅令人钦佩之处。他用功之深，涉猎之广，兴趣之杂，都超过常人；成绩比较弱的也许是他的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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