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在香港飞纽约的飞机上结识了一位河北商人。商人说：“所有烂事都是北京打头，下边的人刚在心里打小鼓，北京人都干顺了手了。”商人为工厂跑贷款，专跟北京的银行家打交道，送小轿车，一切好商量。戴晴说：“肃贪这事有何难哉？就从北京那些开地方高级轿车银行家之流入手，一抓一个准！”

张伯驹在《北方四银行》里说，清末山西大德通票号经营范围自京都遍及黄河流域各省。庆亲王奕劻当国，公然卖官纳贿，大德通正是过手人。各外省候补官一经挂牌任知州县，票号立刻送去折子，可在票号支钱，到任后所刮地皮的钱，当然也就存在其号了。民国后成立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还有外国银行，大德通才渐渐衰替，终於收庄。当时所谓商业银行，南方有了浙江兴业银行，北方没有。张伯驹的父亲建议袁世凯总统创办官商合办银行，名叫盐业银行，由银行经营盐税，供盐商存款，自有固定来源去路。袁世凯答应，财政总长不答应，认为盐税为财政部主要收入，归银行经营，则不能独自掌握矣！张老先生后来自组盐业银行，成了北京商业银行之创始，跟后来成立的淮安周作民的金城银行、江苏胡笔江的中南银行、淮安谭丹崖的大陆银行在北京各设总行，称为北方四银行。黎元洪、徐世昌先后任总统期间政局大变，张老先生被押，由吴鼎昌接任盐业银行总理。吴鼎昌后来办《大公报》，说是独资经营，实乃盐业银行之款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吴以四川人与张群契合，又与浙江财阀联系。《大公报》社论由张季鸾执笔，风行社会，对南京政府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深受南京重视，吴鼎昌於是成了蒋介石之幕中人，任实业部长，中国银行总裁张家璈则任交通部长，蒋介石的内阁遂有名流内阁之称，即加入两家银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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