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好端端的，邹先生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三个未解之难题。

就在学生们疑惑之际，邹先生开始说，“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那么后来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是看书，读研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算上前世的经历，两个的相似度就更高了，邹先生本科学的历史学，苏亦本科学的美术史，都是学史。

当然，历史学跟美术史，这俩研究的东西，压根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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