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一节课，课时45分，足够苏亦发挥了。

建国前，不少学者为了抄录敦煌文书，历尽千辛万苦，然而，这种艰难，并不包括胡适，他在巴黎跟伦敦抄录敦煌文书的过程，都非常方便，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关。

1926年，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名委员之一，他以这种身份前往英国。在此期间，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

因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阅敦煌文书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什么刁难。

而且，他去翻阅这些文书，并非为了抄录，主要是为了做中国禅宗史研究，至于抄录敦煌文书，更多是顺带的。

这一时期的阅读工作，为胡适在后来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史料支持。从1926年开始，直到1962年，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始终是胡适研究中国早期禅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几篇重要的禅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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