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18日

我馆参赞尤金·杜曼与日本首相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谈过一次话，下面是他今天送来的报告：

牛场先生昨天下午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可否让他立刻来访。我对他说，我因感冒已卧病在床，若他不怕传染，我也愿意跟他谈一会儿。下午5点多，牛场先生来了，到将近7点才走。

牛场先生问，大使关于最近与首相会谈的汇报是否已得到华盛顿的批示。我答道，国务卿已发来电报，对近卫公爵的态度和见解表示赞赏。然而，野村将军于9月4日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文件却把事情打乱了，所以大使认为他没有足够材料来要求再次会见首相。

牛场先生说，关于野村将军的行动，格鲁先生已告诉丰田将军。内阁听到以后，深感不安。他说，野村将军是收到过近卫公爵的一份草案，那是回答美国6月21日草案的，但因当时日本发生内阁危机，野村将军就没有把文件送去。他另外写了一封短信给国务卿，这封信毫无补益。牛场先生推断，野村9月4日送去的文件并不是得自东京的那份草案，因为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想通过总统居中斡旋，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而野村将军9月4日的文件却显然没有提到请总统斡旋之事。

我便向牛场先生解释道，华盛顿难以准确解读日本政府立场（例如9月4日的文件）的原因不止一个。我希望我们正在解开缠到一起的一团乱麻。不过，为弄清问题又浪费了一周多的时间，这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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