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由于多个西方国家翻译出版了我的书，因此也给了我多次周游欧洲的机会。

接受过多少记者的采访？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英国《观察家》杂志和西德（那时东西德还没有统一）《明镜》周刊的几位记者。

而印象最深的记者招待会，当属一九八九年十月在意大利接受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时的新闻发布会。

我也算是身经百战。在列国接受过不下二百次采访，唯独这次感到了压力。

也许现在的人们不再记得一九八九年那个草木皆兵的敏感时期，而且在场的七十多名意大利本土和周边国家的记者，个个身手了得，别指望用时尚、八卦那些鸡零狗碎，就能将他们打发。

面对一百四十多只火眼金睛，如何开场？让我颇费思量，只得先发制人，说：“我是个诚实的人，也是一定要回国的，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提问那些我回答之后，让我回不了国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切断某些“新闻”后路的声明，却赢得了靠新闻吃饭的记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场上气氛也立时转换。

《观察家》杂志的记者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弥漫在他周身的悲观情绪。与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对话。记得他谈到有关爱情婚姻问题，我的回答非常愚蠢。他慢慢悠悠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绝非赞美地说：“……看来，你还相当乐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枚针头，刺进了一个极为膨胀的气球。此后二十多年，我不时想起他说的那些话，而他的绝望，也渐渐变成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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