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瓦尔纳战场移开目光之前,被红衣主教朱利安和约翰·哈尼阿德斯这两位主角的性格和事迹所吸引。朱利安·恺撒里尼出身于罗马的贵族世家,他吸取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精通神学和法律的素养,多才多艺的禀赋同样适合于学院、军营和宫廷。他刚被授予罗马的紫袍就被派往日耳曼,加强帝国的武备对付波希米亚的叛徒和异端。宗教迫害的精神使他不配当博爱的基督徒;军人的职业不适合他的教士身份。但是前者受到那个时代的原谅,后者因朱利安的勇气而变得更为高贵,日耳曼的主人可耻地逃走时,只有他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他身为教皇的特使,召开巴西尔的宗教会议,但是这位主席似乎很快成为最热心的勇士,要争取教会的自由,凭着他的能力和干劲,领导了长达7年的反对运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抗拒尤金尼乌斯的权威和地位之后,出于利益或良心等隐秘的动机,他突然抛弃深得民心的党派。红衣主教从巴西尔退往费拉拉,涉入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争论,他的辩证充满技巧而且神学的修养博大精深,这两个民族都对他表示钦佩之意。我们看到他在担任匈牙利使节时,诡异的论点和动听的辩才造成有害的后果,朱利安自己成为最早的牺牲品。红衣主教履行教士和士兵的职责,在瓦尔纳战败丧失性命。过世的情节有不同的记载,黄金成为沉重的累赘妨害到他的逃走,引起一些基督教流亡人员的贪念而采取残酷的手段,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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