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此前虽然一直做地方官，却都十分谨慎，守着点俸禄过日子，虽然宋朝之制，地方官的各色收入远较京官为多，又兼之地方开销远低于汴京，在任之时，倒也不曾为那阿堵物发过愁。可他此番入京，一旦多滞留几日，便觉得囊中羞涩，十分支应不开。他虽是住在驿馆，兼之是国丧，声色犬马的开销已是省去不少，但石越与司马光改革驿馆之法后，对官员来说，的确是颇有许多不便。以前驿馆使费，官员只管混用，亏空往往要驿吏填补，如今连借个马车，都要先让管家把缗钱交到账房，否则这些驿吏便装聋作哑，不肯支借。尤其这又是在汴京，驿吏都是极混赖的老吏，千方百计讨要打赏，连晚上送点热水，都要“汤水钱”，要不然便连热水都无人伺候。这等事情，若发生在各路府州，早就一顿好打，但既在汴京，御史台虎视眈眈，官员们都要个体面，谁也不想为了几个铜钱成为同僚笑柄，也只好忍气吞声。

陈元凤这次来京，随从带得稍多了点，十几口人加上坐骑住在驿馆，每日花销不菲。再加上总有些人情往来、赏赐打点，又免不了有打秋风的同乡故旧上门，他来汴京时带了三百足贯缗钱，竟然就花了个精光。追不得已，数日之前，他只得找李敦敏借了五百缗交钞。谁知道偏有这般巧法，才一借到钱，便有几个河北的儒生，逃难至此，叫他在安远门碰着，他原做的是河北学政使，这些人都是当日他亲自考试过，拉到面前谆谆教诲过的，难道这时候见他们落难，他也装视而不见？只好咬咬牙，白送出二百缗。剩下三百缗交到管家手中，各家店子赊欠的账一结，已是一文钱不剩。

没奈何，陈元凤只好又找李敦敏借了二百缗交钞。早上叫管家去李府取了钱，李府又跟着管家过来一个人，送了张帖子，道是晚上要请他吃顿便饭。陈元凤自是不好回绝，兼之他与李敦敏交情甚笃，虽是赶上皇帝召见，耽误了时辰，却仍不以为意，出宫之后，依旧往李敦敏府上去。

虽然大宋朝现在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汴京的夜晚，依旧是灯火通明、金吾不禁。国丧之间，瓦子勾栏暂停营业，可其他的行商、住商，都照常经营，州桥一带，依旧是熙熙攘攘，除了偶尔听到报童叫卖，大声喊着前线的战报，偶尔能见到一些逃难的流民在沿街乞讨，陈元凤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他骑着马到了投西大街，发现街南的辽国使馆，依然是在禁军的严密看管之下，偶尔有一两辆马车进去，都是蒙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而街北的都亭驿，这几日间也是戒备森严，但驿馆外面的马车，明显就要多出许多。

韩拖古烈在汴京毕竟是很有人缘的。尽管是两国交战，但还是有许多士大夫自认为心中坦荡，并不如何避讳，亲自来拜访的，送上诗文书信的，络绎不绝。而韩拖古烈也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些人表明辽国议和的诚意。他竭尽可能的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可悲的意外，尽可能的在不丧失尊严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他的歉意——尽管他绝不会宣诸于口，但仍然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

至少对他个人而言，汴京很少有人能痛恨得起来。汴京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知道他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人都相信他对宋辽通好所抱持的善意与诚意。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韩拖古烈来京不过数日，便能顺利的拜会御前会议的几乎全部大臣的原因吧。若是换一个人，宋廷多半会将他扔在驿馆晾个十天八天再说。

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汴京的士大夫们，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仍然将韩拖古烈看成自己人。仿佛他们仍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无奈与痛苦。据陈元凤所知，即使在御前会议中，也有大臣相信，如果石越的议和条件能够成功让辽主罢免耶律信，而以韩拖古烈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宋辽之间恢复和平，依然是可以信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假设宋辽之间要实现和平的话，那么韩拖古烈在辽国执政，便是必须的条件。即使是陈元凤，也是如此认为的。

只不过陈元凤并不认为辽主会任由宋人来决定他的北枢密使人选而已。

陈元凤才到了李敦敏的宅子外面，李府早有家人在门外候着，远远见着陈元凤，就一路小跑着过来，服侍着他下了马，将他迎进府中。便在同时，已有家人进去通报，李敦敏亲自迎出中厅，与陈元凤笑着叙过礼，也不在厅中奉茶，便将他往自己的书房里请。

李敦敏的书房十分宽敞，陈元凤进到书房之时，已有家人在书房里摆下桌椅与各色点心，点起几盏明晃晃的大蜡烛来，待李敦敏与陈元凤落座后，又有侍婢送上温好的酒菜，李敦敏提箸请陈元凤吃了一口旋切鱼脍，一面喝着酒，一面便说些家常闲话。

自从熙宁末年，陈元凤对吕惠卿反戈一击之后，七八年来，陈元凤都很少再享受声色犬马之事，他是一个将功名事业看得极重的人，为了搭上范纯仁这根线，巩固他对自己的信任，也为了不给朝廷中那些政敌把柄，这些年陈元凤一直过得小心谨慎。范纯仁自己很节俭，也不喜欢别人生活太奢侈，陈元凤就算远在成都，也要每十天才能吃一两次肉。这种状况，一直到他转任河北路学政使，才稍有改变，然而即使如此，在河北官员中，他也有名的不爱口腹之欲。

但李敦敏与陈元凤却是布衣之交，二人相知已久，李敦敏素知陈元凤未中进士之前，吃东西便已经是十分讲究的了，因此他办的几个下酒之菜，看起来寻常，却是特意去寻了汴京有名的厨子来府中做的，平常便是李敦敏自己也吃不起。

他这点心思却也不曾白费，果然陈元凤口里虽然不说，但下箸极快，吃得甚为欢快。

酒过三巡，李敦敏瞧见陈元凤已是脸色微醺，当下轻轻挥了挥手，他那管家见着，连忙打了个眼色，领着几个侍婢退出书房，李敦敏一面从袖子中抽出一叠交钞，轻轻放到陈元凤跟前。

陈元凤原本就料到李敦敏请自己绝不是吃顿“便饭”那么简单，因此虽听李敦敏一直闲扯，心里却在等着他步入正题，只是他绝没料到，李敦敏竟是要送一大笔钱给他。他拿眼睛瞥了一眼桌上的交钞，全是五十贯一张，大约有二十来张，竟然有一千贯之多！

他不由愣了一下，问道：“修文，这却是何意？”陈元凤的惊讶，倒的确是发自内心。他与李敦敏相交数十年，对他也算十分了解。李敦敏大半生为官都清廉自持，虽然这几年他做到太府寺丞，慢慢发起财来了，但说一下子堕落到要向他行贿，却也有些让他难以接受。

却听李敦敏笑道：“履善兄，这些，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陈元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解的望着李敦敏。

“履善兄忘了种棉诏？若非是你在皇上面前力陈其利，又游说两府诸公，此诏哪能那么快颁行？”

“可这和这些钱，又有何干系？”陈元凤依然糊涂。

李敦敏嘿嘿笑了几声，道：“履善兄以为是谁最着急棉花的事？如今天下州县种棉花的已经不少，然而朝廷的考绩中，却一直只有劝桑麻的，这棉花究竟算不算在桑麻之内，朝廷却没有规定，各地各说各是。东南那些种棉花的州县，这几年没少闹出事来，县官要耕地，要桑麻，如此考绩才能优等，因此常常禁止百姓种棉花。而织棉布的作坊越来越多，各地经常为了抢棉花打个头破血流。需得运气好，碰上个好郡守，好县令，这事才能解决。这次朝廷又大举收购棉花，对许多作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故此有几十家商行一道想了个法子，请人来找弟陈情。弟人微言轻，又能有何用？只得拜托履善兄与沈外府[1]。履善兄自是不爱财的，然沈外府兄是知道的。那些商行一共筹了四千贯送到弟这里，已送了沈外府两千贯，此事弟无寸功，余下两千贯，自然是履善兄的。”

陈元凤听得目瞪口呆，怔道：“原来这也能生财？只是为何此前却不曾听修文提过半句？”

“弟知履善兄品行高洁，若事先说了，反而不美。我事先不说，履善兄向皇上进言之时，便全是出于公义，就算事先收了这笔钱，亦谈不上因私害公，可以心安理得。”李敦敏淡然笑道：“不是弟矫情做作，履善兄果然如沈外府一般爱财，兄身为随军转运使，只须稍开方便之门，这区区两千贯，又何足道哉？”

陈元凤连忙摇头，笑道：“修文说笑了。军国大事，我岂敢中饱私囊？”说着，用手摸了摸脖子，又笑道：“况且还在石子明眼皮底下，我这大好头颅，不想被他砍了去。”

“履善兄说得极是。”李敦敏笑道：“不过这笔钱，取不伤廉。沈外府已然收了一半，这一半我断断不能退回去，否则大骇物情，便连弟也要受牵连。”

陈元凤笑道：“既然如此，修文自己留下便是。”

“奈何无功不敢受禄。履善兄莫要再辞。”

陈元凤见李敦敏十分坚定，心里面又认定李敦敏必也收了一份，当下也不再推辞，将一叠交钞轻轻拢入袖中，笑道：“如此，便生受了。”

李敦敏见他收了，这才放下心来，又敬了一回酒，笑道：“如今汴京议论纷纷，都说些议和之事。我知道履善兄是主战的，不过，依我之见，即便是议和了，亦维持不了几年。子明丞相不过是缓兵之计，辽人如此欺我，朝廷只要缓过这口气来，必要北伐。如今这些争论，竟是没甚意义。此事我原不该置喙，不过我实是不愿见到履善兄与子明丞相再起不必要的误会……”

陈元凤没料到李敦敏话风一转，竟做起说客来，一时哭笑不得，却听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子明丞相不会与辽人议和是明摆着的事，可惜连两府之中，有些公卿亦太糊涂。弟在太府寺，有些账目进出，看得清清楚楚，朝廷直到现在，都在增加各地的铁课、铜课，还有硫磺、硝石、牛皮、竹子……这些物什的和买采购，皆是平常年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还在准备打仗，这是明摆着的事。不久前，朝廷还下了一道密诏，河东路这几年的两税，一粒米一文钱都不出境。履善兄，恕我直言，屈指一算，我认识子明丞相已有二十余年，子明丞相每事皆深谋熟虑，绝非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旁人如何说，我是绝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与辽人去议和。履善兄的才华，非弟能望项背，又得蒙皇上信任，若能与子明丞相同心协力，助子明丞相一臂之力，此非止是大宋之福，亦可使履善兄得以一展胸中抱负。还望兄三思。”

李敦敏言辞恳切，陈元凤虽然心里嫌他天真，嘴上却不得不说得冠冕堂皇一些，笑道：“修文说得极是。我与石子明虽无私交，却也并无私怨，同为国事，自当要同心协力的。其实石子明是假议和，修文看得出来，难道我便看不出来么？只不过，朝廷上面，总要些人来唱唱反调才好。若没有人对辽主战，这士气民心，又要如何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