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推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广义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狭义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同时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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