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在静态的层面，个人同时受到本能（生存本能）和他与群体的原有心理联系的影响；而在动态层面，他同时受到本能（生存本能）和群体中他人行为的影响。但无论他采取什么行动，都是非理性的。这并非时间不够，而是在一个混乱的情境里，作为群体一员的个人遵循着一种独特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性能力根本无法得到复苏。在这里，我们实际上要问的是，生存本能和“群体行动的逻辑”（这一“群体行动的逻辑”左右着个人的思考和行动），哪一个更能胜出？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破译这种“群体行动的逻辑”的密码，看在不同群体和不同情境中它的力量强大到何等程度，以至可以战胜死亡。

提到“群体行动的逻辑”，总让人想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但在这里，“群体行动的逻辑”与“集体行动的逻辑”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完全是两回事。“集体行动的逻辑”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上，是一种理性逻辑，而我们的“群体行动的逻辑”建立在“心理人”的假设上，是一种心理逻辑。在“集体行动的逻辑”视野中，人基于理性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对外界作出反应时，并没有“自我”的力量支撑，而在“群体行动的逻辑”的制约下，人对外界的反应恰恰服从于“自我”这一强大的心理功能的命令。“集体行动的逻辑”只涉及利益盘算，而“群体行动的逻辑”则涉及到情绪、情感、信念、信仰、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他人行为所给自己的道德压力或行动的合法性的确认，以及权威的监督作用等――人就是受这些东西所支配。这么说吧，一个人，在奥尔森的视野中可能在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并不想为此付出成本，但在我们的视野中，一个宗教徒却可能为了他的上帝，为信仰他的上帝的教会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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