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因缘》是“因缘”而不是“姻缘”，张恨水说：“《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

1930年2月，张恨水辞去了《世界日报》工作以后，没有编务缠身，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作，这一时候可以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与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才停笔。晚饭后，偶尔和夫人周南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否则仍是继续写稿到深夜12点。像机器需要加油一样，张恨水也要给自己“加油”，每晚登床以后，总要拥被看一两点钟的书。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

张恨水读书，兴趣偏重于考据。他认为中国小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学殿堂”，在追求仕途经济的大人先生们眼中，稗官小说不过是“雕虫小技”，在“四部”、“四库”那样的正史中绝无其立身之地。于是他曾想要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走遍了东南北城的旧书店、旧书摊。张恨水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先生自诩为124回的海内孤本，他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只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张恨水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朱本，上面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张恨水也到一些私人收藏家去看，他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先生那里，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这些挖掘出来的宝藏，使张恨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写小说史的心愿能够实现了，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喜。不料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之时，“九一八”事变后，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后来都毁于战火之中，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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