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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