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0-27 10:14:51

第147章秀才造反-我所知道的“永贞革新”（续十一）

我相信那时也是旷世奇才韦执谊最精神分裂的时刻，莫衷一是啊，如果他听老岳丈的话，也不至于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去那么远。

除了上面两种最重要的失败原因，“永贞革新”来势汹汹又操之过急，没有进行必要的铺垫和打好基础，就像一个没有规划好的民生工程匆匆上马，最终的工程质量当然是大打折扣。

而且当时的时局非常严峻，宦官和藩镇势力把国家折腾得弊病百出积重难返，想用一个急进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式的“休克疗法”来改革所有时弊，以百米冲刺速度连篇累牍出台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据说是“二王刘柳”担心唐顺宗鞠躬尽瘁随时挂了，所以贼急，如果皇帝挂掉那时改革也因没有权力保障而付之东流，老天给改革者的机会和时间也是不多啊，情有可原），当然是欲速则不达，效果较差。因为短短几个月就想把盘根错节的苛政连根拔起，一举扭转政治局势，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简直就是近似于痴人说梦，和科幻小说情节差不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再者，由于文人集团政治斗争经验的缺失，太过于理想化，凡事仅凭激情，没有相对灵活圆通具操作性的政治手腕和回旋余地，不善于进行有效的妥协和让步，所以容易遇到疯狂反抗。

因为敌对双方都摆明车马真刀真枪地厮杀，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刺刀见红见分晓才罢休的鱼死网破样，也很容易让羽翼未丰的改革集团遭受灭顶之灾。王叔文固然勇气有余而政治智慧不足，最后还只能对宦官摇尾乞怜，曾经的聪明绝顶的殿试第一名韦执谊之前还大耍政治“两面派”的骑墙派妥协艺术，却在最后关头拒绝了岳丈要他拥护太子监国并与新皇帝妥协的要求，一条道走到黑，最终也难免被清算不能成为政治不倒翁（好在他被贬崖州后积极兴修水利开荒造田，为民做了一些实事），以至于使改革“早泄”，实为遗憾。

这个倒是很像改革派核心人物之一的刘禹锡的以讽刺为乐的游玄都观诗歌，直截了当，率性尽露，说骂你就骂你，即使丢官也在所不惜，“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明眼人不假思索就知道讥讽满朝新贵了，比鲁迅的投枪匕首一样具有锐利的战斗意义，爽是爽了点，可惜政治斗争不等同于纯粹的古惑仔打架，非打死不见分晓，而是要讲谋略讲斗争艺术，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要善于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总之，由文人领导的“永贞革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失败原因大家也各有各的说法。有人认为核心人物职位不高（皇帝的机要秘书而已）也是一种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王安石变法”中的王安石还贵为宰相，位极人臣，为什么也失败了呢？这个确实是十分令人值得玩味道也，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十分敏感的字眼和事物。

日期：2010-10-28 10:37:09

第148章秀才造反-我所知道的“永贞革新”（续十二）

据某些历史研究者说，中国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可以成功，而十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却是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国人可以屈从于暴力却拙于制度创新，这不能不引起处于历史延长线上处于改革时代的时人的深思。

总之，仅维持了百余日也算是名正言顺的“百日维新”的“永贞革新”最终因为改革者的权力基础薄弱、内讧甚至于不会妥协、机变以及不够心狠手辣等等失败了，不过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广影响。

首先是革新运动虽然只维持短短半年，却对后世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比较久远的影响。

失败后的改革派主将如刘禹锡和柳宗元等继续发挥政治影响力，从思想和政治观点上影响当时的社会和地方事务，史载柳宗元贬柳州时，长江和五岭之间想考进士的学子还不远千里来柳州拜柳宗元为师，经其门下的也大都成了当时名士。从朝廷对刘禹锡的几欲升迁也说明了革新党人的才识能力受到社会公认，连否定革新运动的欧阳修也赞扬刘柳两人是“一代宏才”（有人甚至认为柳宗元的思想价值高于韩愈，老毛也非常欣赏柳宗元这个著名历史人物，曾大加赞赏），难怪后来性格有点乖戾的刘禹锡也牛皮哄哄地作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是说那些打击革新运动的高官早已不知何处落寞凉快，老子刘郎俺又杀回来了（颇有胡汉三还乡的豪迈气概也），看谁熬得过谁？自然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新党人的顽强生命力，你不服不行。直致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刘禹锡死前还官至检校礼部尚书，由此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和深广。

其次，革新运动的失败让唐朝著名的“朋党之争”浮出海面，最终定型。

这个前文早已讲过，因为革新运动之后上台的唐宪宗开了一个恶例，那就是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这些私人公开结党营私蝇营狗苟，唐朝的朋党之争终于迟至永贞革新最终形成（此前曾有朋党却未成气候，处于小打小闹状态），开始公开表面化。唐朝最著名的“牛李党争”，就产生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此后直到唐朝灭亡，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同时成了唐朝的“三大公害”）。这个也算是该运动对后世的影响之一了。

这个就牵涉到了关于朋党的一则历史记载。

据《旧唐书•韦执谊传》载曰：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补阙张正一与韦成季、王仲舒等七人，以曾同官又相善并结成政治同盟（朋字不可正也），以此互通有无捞取好处兜售其奸。曾有人告执谊云：“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时官翰林学士，因奏云：“韦成季等朋聚觊望。”于是以朋党之罪斥逐了韦成季等七人，可谓是先下手为强，走得快好世界。从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后来，虽然革新失败了，然而不仅旧的朋党之争没有消失的迹象，而且新的朋党之争更是雨后春笋般冒起，愈演愈烈，反正就是公开搞“山头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