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3-12 07:55:40

《军统100人口述史》 (793)

恰在这时，杨惺华向程克祥透露了周佛海的一个重要动向。程回忆说：

“职等既获释，遂与杨惺华计议恢复工作办法。杨云周佛海自二十八年起即与内地密取联系，迨日军进驻租界，联络中断。兄等倘能恢复工作，我等自当尽力内应。”

时值1942年中秋节（9月25日），程克祥召集他的“直属组”到寓所吃饭。黄曜隆说：“因为人人都过节，节日宴饮，是比较不会受人注意的。”

酒过三巡，程克祥开始发表演讲，他说：

“我们已经静悄悄的过了三个月，也可以说大家都郁闷了三个多月，我们不能长此闷下去，虽然有周佛海的保证，敌伪特务，不会无故找我们的麻烦，可是长此以往，我们偷生苟活，怎么对得起国家民族，我想大干一番，不成功便成仁，总此闷死的好，你们的意见如何？”

彭盛木听了，问：“怎么个干法？”

程回答说：“我想把周佛海策反过来，擒贼先擒王，如果周佛海肯和我们合作，以后的开展就无可限量了。”

听了他激进的想法，“直属组”成员朱其采（疑即朱雪涛）表示激烈反对：

“一个人只能死一次，这个险不宜冒，钱新民区长被七十六号枪毙了，尚振声副区长也殉职了，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平祖仁也被他们杀害了，周佛海是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们去策反他，不等于与虎谋皮，太岁头上动土？他能保释我们，难道就不会再拘捕我们、杀掉我们？”

对此，程克祥早已胸有成竹，他说：

“朱同志的理由似很充份，可是我的看法不同：第一，据我的了解，钱新民、尚振声、平祖仁三位先烈遇害，不是周佛海的意思，内容很复杂。第二，周佛海年老的母亲和杨惺华年老的父亲，都还在大后方受我们善意的保护。周佛海很孝顺母亲，百善孝为先，周佛海良知未泯。周太太曾经和我谈过多次，周佛海离渝来沪，无时不思念他的老母，无时不念及母亲的安危，周太太和杨惺华的思亲，也一样很深切。周佛海既已保释了我们，至多他不同意走回头路，不会出尔反尔，再翻脸来屠杀我们。第三，周佛海对领袖的崇敬发自内心，搅‘和平运动’，是对是错？如今他不会不省察。”

最后，程克祥断然说：“总而言之，我已决意要冒这个险，你们装作不知道，如果幸而成功，那当然千好万好，否则一切后果由我一肩承担。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也就是因为人只能死一次，要死就必须死得轰轰烈烈。”

在“直属组”，程克祥说一不二。黄曜隆说：“程克祥既已作如此坚决表示，别的同志也就无异议了。”

随后，程克祥去找杨惺华，请他安排会见周佛海。

杨很机警，心知必有非常大事，一口应承：“周先生礼拜六要来上海，时间不必约，礼拜六下午两点钟，我陪你去看他好了。”

这是一次艰难的谈话，黄曜隆说：“星期六下午二时，程克祥和杨惺华到了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周的寓所，一直忐忑不安，是祸是福？或死或生？这一次会晤的关系很大，倘若谈吐冒失，说话不中听，随时都会惹来杀身之祸，何况，是想来策反周佛海，瓦解汪精卫，程克祥的行动无疑是在捋虎须。”

见到周佛海，寒暄几句，程克祥试探说：“周先生，我想回重庆去，您看怎样？”

周听了，“略略一愕”，随即说：“也好。”接着又问：“你打算几时走？”

程回答说：“周先生既同意，早点动身比较好。”

周说：“你准备几时动身，先叫惺华替你办好通行证。”

程说：“谢谢您，周先生，承您不杀之恩，又蒙照料。”

说到这里，“彼此间大约静默了两三分钟，周佛海似乎思索些什么似的”，程克祥觉得“有门儿”，于是再推他一把：

“这次回重庆，我一定把周先生对我们的德意，详详细细报告戴先生，同时我们受您恩惠的同志们，将来也希望能有报答您的机会。”

至此，周佛海也下定了决心，说：“惺华，你看客厅内外有没有别人？”

杨查看之后，回说：“一个人也没有。”

周听了，指示杨惺华说：“你吩咐下去，三点钟以前我不见客。”

接着，周推心置腹地对程克祥说：“我们相处很久，已成知己，可以无话不谈，我和雨农兄也是好朋友，我请你代表我向雨农兄说：我很感激他对我年老母亲和岳父的照顾与保护，今后如果他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会尽力而为。”

周接着说：“我这次离开重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我是委员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一点也请雨农兄代我向委员长请罪，只要委员长有所指示，我仍然奉命行事。”

在《京沪区长》中，说到这里的时候，黄曜隆引用了沈子大的两句诗：“天水无边孤月在，鱼龙欲起大风生。”想必这是程克祥当时的心情。

黄曜隆说：“程克祥当时强自镇静，不敢稍露惊喜之色。本来万分紧张，拼着一死去说服周佛海，不料周佛海豪爽的性格和坦诚的态度，使问题如此轻便的解决。此时的心情固然万分愉快，但责任心与未来工作如何地层开，又紧紧地压在他的肩膀上。”

在证词中，谈到策反周佛海时，程克祥依然惜墨如金：

“当职于三十一年赴渝述职，周佛海托代恳求戴先生转陈委座，准其自首，谓凡有利于抗战之工作而为其力所能及者，彼均愿为尽力以图报称。”

事实上哪有这么简单，黄曜隆说：“要回重庆，千山万水，路程遥远。尤其自从全面抗战以来，各地交通不知破坏了多少？要走那一条路？要如何的走法？才不会遭遇日本鬼子百般无理的阻扰，这又是一件困难的问题。”

黄曜隆说：“第二天（程克祥）去拜访上海闻人徐朗西先生。程克祥与徐早已共机密，这次当然要商量谈论许多重要的事情。同时也有关于和周氏晤谈的结果。在徐家又很顺利的，认识了徐朗西的陕西同乡王才轩先生，王是上海协和成烟行的协理。……真是凑巧，王才轩那一天到徐家，是向徐朗西辞行，他要回陕西去办点货。”

按：程克祥潜入汪伪集团，最初就是由徐朗西牵线。战后，周佛海在法庭上也明确表示，他是通过徐朗西认识程克祥、彭寿二人的。因此程、徐之间完全可以“共机密”。

黄曜隆说：“程克祥是善于抓住机会，运用机会，创造机会的人，他得知了这些事情后，于是请求徐与王商量，是否可以请王才轩先生容许他们一路结伴同行？徐朗西在上海是他们陕西同乡最敬重的人物，一言九鼎，王才轩满口答应。”

在《京沪区长》中，黄曜隆解释说：“为什么要和烟帮买卖客同行呢？因为他们烟帮每年都有人从陕西运货到上海，而所经过的沦陷区，各大商埠都很熟悉，各转运行店、旅社，也都有熟人，如果能和他们结伴同行，沿途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有钱能使鬼推磨。尤其各地汉奸特务，日本士兵，因为时常用金钱铺路，他们对烟帮客都另眼相看，不会严加盘查，这真是一个掩护身份、瞒天过海的好方法。”

在1942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记载说：

“本日为重九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禁潸然。下午，接见程克祥，派其于月内赴渝一行，盼于全面和平稍有贡献；因拟与渝直接通电，嘱其前往接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