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此前后，我们家还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农学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学机电的，本来在南京机场任工程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来改造，在太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他的妻子是个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五，丈夫出事时两人刚结婚不久，也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反而跟着他来到太谷，就在山西农学院当老师。他们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个男孩，就叫小三。当时小京已经十四五岁了，喜欢拉小提琴，通过熟人介绍找着我父亲，于是两家人便如亲戚一样来往起来。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实政策，搬走了。临走前领着老婆孩子到我们家道别，恰好我和姐姐都在农村，母亲也出差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当时我父亲刚买了一本《三毛流浪记》，见小三在那里看得挺带劲，就对他说，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本五就拿着吧！小三一听，高兴得要命。他们家搬走以后，还经常来信，得知小京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到美国留学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二小，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气派的四合院。当时没有自来水，我父亲每天晚上下班都推着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到几华里以外的火车站打水，水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当时在那个大院里住着四家子人：我们家，房东一家，山西大学的老师一家，还有一家太谷县农业机械厂的工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那位老师夫妇两地分居，当时也非常困难，他的老婆没有工作，靠在地里帮人家干点零活，并且在家里喂两口猪过活。他们有两儿两女，大女儿红红年纪比姐姐大一两岁，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红红他们几个小的时候穷得大冬天都没有袜子，脚后跟总是冻得如同胡萝卜。白天红红的妈妈要到地里干活，叉猪食的活全部落到七八岁的红红肩上。每次我母亲看到红红叉猪食，都跑去给她帮忙。红红的妈妈因为生活艰难，干完活以后回来看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是又急又气，经常一边哭一边把这几个孩子挨个打一遍。当时我才三四岁，刚刚学会说话，看到红红她妈打红红姐姐心里很是生气，于是跑过去教训红红妈妈。红红妈妈看到这个跟凳子一般高，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小人儿也居然一板一眼地来跟自己讲道理，哭着哭着，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红红家里几个孩子都挺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其中红红考上了北大。当时还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对人们的管束比铁Z局要紧得多，那个农机厂工人每天晚上要学习、批判、开会到晚上十点多快十一点才回来，回家时老婆孩子都睡了，自己喝两口冰凉的红薯小米稀饭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这就是那时中国老百姓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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