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多少朝代依然我行我素前赴后继抱着“不择手段”抱着“银子”抱着“美人”抱着“春药”而大行其道，甚至公然从潜规则跳向显规则——我同样相信，一定有人有意如此为之；但也相信，许多人是在随大流：我不这么做，不就吃亏了？其中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又是不得不为之。

现在再来看当时情况下袁崇焕之请建生祠一举，原本是出于无奈——个中苦楚唯有自知。尽管它将遗羞于世，而且无疑给世人给后人留下了又一个以谄谀求一逞的恶劣例子，但他又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瞧，这样说起来，又要遇到新问题了，就是：究竟该如何看待袁崇焕的这一污点？又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袁崇焕呢？

建议读一读当年推荐袁崇焕的一道奏章，也许就有了答案【203】：

自臣入春明以来，见诸臣推毂旧辽抚袁崇焕，几乎章满公车，无非为封疆计也。皇上加纳廷臣言，起之贰枢，又畀之督师，亦无非为封疆计也。然而臣知崇焕之不来也，马上催之而不来乎？臣又知崇焕即来而未必竟其用也。舍皇上操之，而岂有忽用舍之虑乎？则以有吊孝、建[祠二案也。夫和戎下策，媚党恶名也，而崇焕之二者皆犯之，即爱崇焕者，岂能为之讳？然臣以为此不必讳也。李喇嘛、方金纳之遣，权党主之，内镇守奉行之，崇焕因而委蛇其间，以修宁、锦之备，其用意原与他人不同。第奴不降，必成擒之，勿谈何容易？而至今授人口实，此则崇焕之过，而不必讳。生祠之建，刘应坤、纪用主之，诸将士赞成之，崇焕亦因而委蛇其间，以杀中制怒，其处世原与他人不同。第颂虔颇类英雄欺人语，而总之为正论所不宥。此又崇焕之过，而不必讳也。平心而论，旧督师王于此二者颇有斟酌，似差胜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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