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手术台上，手术还在进行中。婴儿性别，这个没有被大嫂说得具体的信息对于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前几天我和建林散步的时候，也许是他不小心流露出他对婴儿性别的过分挑剔，以及现在手术室内、外没有建林家人的身影，使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孩子是个女婴，我和建林的婚姻还能维持多久？由此，我想到了堂姐，想到了相隔千里的堂姐在生第二个女婴时因难产而绝育后的第二年，在公公婆婆的逼迫下不得不离婚的事实！接着我还想到了在菜市场上、马路边那一个又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想到她们凄惨蔓延的啼哭声和陌生惧怕的眼神……。

中国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压下显得越来越强烈。

我没有流泪，我只是在用对封建残余的恨来鼓励自己：不管以后的路途有多少荆棘，有多少坎坷我一定要哺育他（她）！

婴儿的生命特征完整以后，医生用臂膀擦了擦前额，回到手术台前继续剥离胎盘。护士有条不紊地将婴儿的脚印盖在出生证上，然后作了些必要的处理。这时，大嫂笑盈盈地将我们早已准备好的用来包裹婴儿的小花被递了过去。躺在手术台上的我一直忍受着伤口的疼痛，虽然已是精疲力尽，但由于胡思乱想渴望知道婴儿性别的愿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更强烈了。就在护士把孩子环抱仰卧在小花被上的那一刻，我松开了几小时来一直紧紧抓着手术台界边的用以减轻疼痛的右手，用力拉了拉大嫂的衣服无力地问：“（孩子）是儿子，还是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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