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在历史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生在世,不管信什么教,期待进什么天堂,但在你的内心的最深处,仍然对死亡有着深深的恐惧。历代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更是忌讳莫深。说什么都好,千万不要提到一个“死”字,甚至连“死”的同音字“四”字,也受到牵连,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数目字。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王重阳外,好像只有两个特例:一个是《聊斋志异》中的姓李的无名书生,他在堂前悬着一个匾额“待死堂”。蒲松龄称赞他说:“亦达士也!”
另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熟悉不过的鲁迅,他在北京抄古碑的那段时间里,事业失败,理想破灭,婚姻失意。于是便给自己刻了一方印,曰“堂”;又给自己取了个别号,曰“俟堂”。意思都是一样,还是“待死堂”!
——这其中彷徨无助的悲观,凄苦万端的绝望之情,恐怕不足与外人道也!一个人要想像鲁迅一样深刻,这,就是代价!
同样的,当时年局四十七岁,文武双全的王重阳,一个人默默地住进了这窄小的“活死人墓”。当他孤独地面对着自己那方小小的灵位时,心中该是怎样的一种凄苦和迷惘?
“一处行窝几十年,蓬头长日走如颠。”!从古到今的那些圣哲们,也许都有这种独处行窝,在烈日下蓬头长走的惨痛经历吧?
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王重阳从“活死人墓”中爬了出来,转身几铲子就把“活死人墓”给填了。此时的王重阳,仿佛经历了一番生死劫,脱胎换骨,浑身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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