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荪吾兄：忆自迪寄奉一信，忽又半载。顷得读《文学月报》第5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兄等之努力，殊为钦佩。而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特辑，尤感兴趣。光未然之长文及座谈会诸公之高论，大部分皆与鄙见相合。以群兄之见解，弟尤有同感。盖据弟见闻所及而言“民族形式”之前途，可能有错误之倾向发生而滋长，——此即强调了旧形式在民族形式上之比重，而以今日民族形式之提出，视为五四新文艺运动之否定，从而流于褊狭的“自力更生”主义；此其一。或者，又以为新文艺之不能深入大众，主要在于形式，而不知内容亦与有关；中国大众文化水准之低无可讳言，而在生活重压之下，凡非与其切身的生活问题有直接关系者，大众是不感兴趣的，是故昔在提出“大众化”之时，就已再三指出，“要向大众学习”，—-即要了解大众以何者为生命攸关，非争不可；大众之了解一事物，乃通过物质的关系，而非精神的（从具体的行动，而非从抽象的说理），等等一切，然后写成的作品，能为大众所接受也。不然，《红楼梦》、《儒林外史》，是旧形式之佼佼者；然而有几许大众对之有兴趣耶？今日言民族形式，倘拘执于问题之表面，而误以为形式是大众所熟悉，内容便无论怎样都行，则亦不免背谬；此其二。以上二者，已颇有人论及，但尚嫌弃声浪不高，易为一般青年作家所忽略。盖欲吸收世界文艺之精华及向大众学习，其事甚难；而欲“学习”旧形式，并作换面改形式之所谓“扬弃”，则似颇易为力耳。平心言之，单纯之“旧瓶新酒”论，固已受多方面之驳难，然鄙见以为倘能真正做到在旧瓶子里装进了大众所喜爱的新酒，既易上口，又于卫生有益，则瓶虽旧，在今天还是比半新不旧的瓶子装进了酸酒好得多了。但此非即说不必再努力创造民族形式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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