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时，梅女士在成都的益州女校读书。就是那一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学生开始了历史性的群众运动；从赵家楼的一击，掀起了“五四”的怒潮，从赵家楼的一缕火光，燃烧着全中国青年的热血。

这怒潮，这火花，在一个月后便冲击到西陲的“谜之国”的成都来。

少城公园的抵制劣货大会，梅女士也曾去看热闹，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国是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了，太迂阔了，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她那时正有个切身的问题没有法子解决。前三天，由父亲作主，她的终身已经许给姑表兄柳遇春了。

看热闹后的晚上，父亲刚从柳家吃醉了酒回来。他大概在柳家的“苏货铺”里很听得了些杂乱的消息；所以并不照例睡觉，却唤住了梅女士，唠唠叨叨地说：

“真是改朝换代了。学生也来管闲事！他们要到苏货铺里检查东洋货。查出来就充公。还要罚款。真是笑话！真是胡闹！难道衙门里就不管么？”

梅女士低了头不作声。“苏货铺里检查东洋货”这句话突然在她神经上刺了一针；少城公园里震天撼地的爱国声，本来于她很隔膜似的，现在却和她的切身问题发生关系了。她将来就得做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这个观念，加重了她的苦闷。白天里听人家高叫“爱国”时所起的那一种很自在的“我不曾做过卖国奴”的心情，现在没有了，她猛然感觉得自己就是十手所指的卖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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