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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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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一敏感的话题,他并非在孤军作战。他本人掌握着天下炙手可热的实权,除左宗棠是内地封疆外,参与讨论的督抚乃清一色的东南大员,东南的严峻形势也并非李鸿章危言耸听。所以李鸿章“暂弃塞防,专营海防”的国防观具有代表性,出于各种现实利益的考量,应者云集。慈禧的新助手,光绪皇帝的亲身父亲醇亲王奕環,一面承认防御沙俄乃不刊之论,一面又说李鸿章请罢西征为最上之策,他的秋千观虽然摇摆不定,但是还是倾向于李鸿章。刑部尚书崇实认为西征纵能暂时收复,万里荒原,何益于事?为了阻止左宗棠的西征军,英国驻华公使威绥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建议朝廷把伊犁干脆让给俄国,天山南路让给阿古柏,以缓和英俄在新疆的矛盾。在以夷制夷的思想支配下,李鸿章是同意的。李鸿章在给他的支持者鲍源深的信中,指责塞防者,各省财力分耗过多,西陲恢复无期,已成无底之壑。

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初七日,针对李鸿章“暂弃塞防,专营海防”的国防观,左宗棠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对李鸿章的观点大加批驳。

他首先肯定了乾隆皇帝平定新疆的伟大功绩,他说,圣意闳深,拓地二万里。接着他分析了新疆在中国整个国防体系中的战略位置,他说,重新疆者,所以得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保,则蒙古不安,甘肃、陕西、山西、京师将防不胜防。他明确提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观: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针对海防急于塞防的观点,他说,论者议出关之饷匀作海防,若海防之急倍于今日塞防之急,西征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而事实情况恰恰相反,台事已告一段落,东南海防已无燃眉之急,而西北形势日趋恶化,海防本有专拨之饷,缺饷无多,塞防经费不足,欠饷八百万两,一年只发一月满饷,即是停兵撤饷,对海防也是杯水车薪。要定新疆,必定乌鲁木齐,就不可撤兵,即是收复了乌鲁木齐,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戎兵,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增而饷不能缺,又何以停兵撤饷?若停兵撤饷,无异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忧,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安然。所以他得出结论,停兵撤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应当深思熟虑。针对李鸿章的“出兵必败论”,左宗棠以为克复乌鲁木齐是收复新疆的关键,占居乌鲁木齐的是叛国逆匪白彦虎部,该部可战之兵不过千人,不难一鼓歼灭,俄国若出兵助白彦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争此必不可得之地,是为下下策。阿古柏盘踞南疆,官军可在克复乌鲁木齐后,相机进兵,辅之剿抚兼顾,西征将胜算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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