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特意找凳子坐在院子中央，傲慢地翘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说：“大学生！？唉——这年头大学生不值钱啊，出来还不照样帮人家扫厕所吗？”

冷言冷语将场面弄得极为尴尬，因为他是我的伯父，其他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人群再次安静下来。

幸好父亲不在而母亲大字不识，否则这些污水会将含辛茹苦将我送出“龙门”的双亲伤心至极。

族长精神矍铄，重重地用拐杖杵一下地，然后沉沉地咳嗽一下。伯父马上就闭嘴不语。

我知道伯父所述的典故。那时候贵州农村的计划生育还是依靠野蛮暴力来实施的，牵牛拉马砸锅毁铁的现象比比皆是。

邻村一个孩子，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他白天上课，晚上下煤窑背煤挣钱，一边维持生计，一边伺候眼瞎的母亲，最后高分考上贵州大学。

他的事迹一时传为佳话，成为十里八乡父母用来鼓励孩子的例子。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尚可，但是因为工作总拒绝野蛮计生执法，被贬为清洁工，职责由政策制定变成打扫厕所卫生。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说过，公正就像普罗透斯的脸，变幻无常。对于这件事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或者不同的动机下，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我来说，他是用良知来抗议野蛮的计生制度，而其他人则认为是倒霉。伯父所言不假，但是在这种场合说如此丧气的话显然不合时宜。乡亲们愣了一下没人搭腔，族长暗示一下之后，场面又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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