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胡思乱想，先向组织会报要紧。”她不正面回答我，看得出来她也感到很困惑，但显得沉稳镇定。

第三天上午，我向党支部书记田英副处长完完本本地报告了这件事，田书记要我写出书面报告并表明自已的态度。他告诉我：“一个人生在什么家庭背景里由不得自已，但人生的道路是自已可以选择的。”他劝我不要背思想包袱，事情既已发生，就要积极去面对，努力克服它带来的影响。谈话过后，我的心情好像没有那么沉重了。

方芳也主动向党支部作了会报，谈了自已的认识，请求组织上调查落实。

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敏感的神经告诉我，它对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与预见的！年青气盛、乐观向上的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起来，遇事顾虑重重，情绪不易稳定，方芳对我态度上的细微变化，都能产生神经质的反应。有时她见我精神不振，就主动来关心安慰我，我反而对她说：“不要怜悯我！”事后自已心里又隐隐作痛。有时有事叫她帮忙，她因故推辞，我就认为这是分手前的‘预兆’，产生了无端的猜疑；这样经过一次、二次、三次之后，惹起了她的烦恼。这天周未，科长说我制图有误，工作不专心，心里有点不痛快，刚好方芳来约我去跳舞，我不肯去；她说：“要不我们去看电影？”我没兴趣；她又说：“一起去公园散散步好吗？”我还是摇摇头。她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质问我：“到底要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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