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充分肯定《三国志》的优点与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该书在创作上也具有两大不足：其一，欠缺公允性。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又能完全排斥私心呢？陈寿对于诸葛先生的评价，固然有些片面，然而通过史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孔明先生用兵水平确实逊于其政治能力，至少应该没有《三国演义》和民间流传中那么神乎其神。其二，多有曲笔与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中认为“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客观上讲，陈寿的曲笔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在少数，最为严重的曲笔则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但是，西晋时期司马氏推行高压统治，因有些人物与当时的统治者瓜葛甚深，故这种曲笔也确实是迫不得已；而有些人物与作者具有很大的利害关系，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评价的不公。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环境与作者本身只是表面原因，“作者距离修史时代过近”才是导致部分事实处理失度的根本原因，公允的环境和公允的心态对于史书的修纂是至关重要的。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曾这样评价《三国志》，“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刘勰的评论充分反映出，与三国志同时期的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的协调一致，史实性与文学性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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